东观刻石是记载于《史记》中的秦始皇东巡所立七刻石之一。历史上，这一刻石多有聚讼之处。就东观刻石与之罘刻石之间的关系、东观刻石的立石地点等问题，学界尚未达成明确共识。在探求东观刻石立于成山这一可能性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久被忽视的成山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东观刻石地点长期聚讼
关于东观刻石的立石地点，历来聚讼纷纭。多数学者认为，东观刻石与之罘刻石共同立于之罘（今芝罘）山上。如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案《史记·本纪》，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摩灭。”近代学者容庚《秦始皇刻石考》持相似观点：“之罘山在今福山县东北三十五里，始皇二十九年，登此山凡刻两石。”但两人都未言明作出这一判断的具体缘由。
秦史学者马非百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在《秦集史》中作了具体的分析，对东观刻石铭文内容及“东观”之名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东观刻石末明言‘请刻之罘’，显见东观刻石，亦在之罘”。而“东观”指之罘山上之台观，用以观望日出，这与铭文内容可相参照：“‘东观’云者，可能是之罘顶上台观之名。登此台观望日从东出，故名之曰‘东观’。刻石中有‘昭临朝阳，观望广丽’，正为此台写照。”因此得出结论：“则之罘共有两个不同文辞之刻石，皆是二十九年所刻。”
亦有学者认为东观刻石并不存在，秦始皇东巡刻石仅有六块。如晚清叶昌炽《语石》：“秦始皇帝东巡，刻石凡六：始于邹峄，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会稽。”此类观点多认为“其东观曰”铭文附丽于之罘刻石之上，是之罘刻石的一部分。
此外，李鼎铉《东观刻石位置考》指出，“东观”应解释为之罘之东的某处，东观刻石不立于之罘山上。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考证东观刻石的具体所在，指出东观刻石立于成山的可能性。他认为，“东观”表明此地在之罘以东，“观”指的是行宫建筑，成山存在秦代行宫遗址；“成山斗入海”与刻石铭文“昭临朝阳，观望广丽”所描绘的景色相符合；司马相如《子虚赋》之“观乎成山，射乎之罘”说明在当时之罘和成山属同一地区；而成山亦存在秦刻石残体。尽管这一意见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但笔者认为东观刻石立于成山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学界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东观刻石铭文仅见于《史记》，并无其他文献可资参照，而《史记》中的直接记载又十分有限。若要探讨东观刻石相关问题，需要首先回到《史记》文本，作出正确解读。
《史记》所见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录了东观刻石铭文，但对东观刻石的立石、刻石过程记载阙如。司马迁将该铭文以“其东观曰”为界，与之罘刻石铭文相区分，共同录入《史记》，由此削除了东观刻石的主体地位，使其看似依附于之罘刻石而非独立存在。
除铭文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涉及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的有两处文字：“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其东观曰……”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二十九年又“登之罘，刻石”。有学者以此认为存在两块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相纠葛，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通过考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立石、刻石的相关用语可以发现，“立石”与“刻石”的表述分为三种。其一是将“立石”和“刻石”严格分开。如峄山刻石，“上邹峄山，立石”，“刻石颂秦德”；泰山刻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刻所立石”；之罘刻石，“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登之罘，刻石”。其二是将立石、刻石的过程合并为“立石刻”。如琅邪刻石，“作琅邪台，立石刻”；会稽刻石，“上会稽……立石刻”。此外，还有一种是在已经具备石刻载体的情况下，省略立石的过程，称“刻碣石门”。如碣石刻石：“之碣石……刻碣石门。”
有关之罘刻石的两处记载，符合上述第一种用语规则，即两处记载所指的应是同一块刻石，是为先立而后刻的。马非百《秦集史》亦指出：“二十八年，登之罘，只立石。二十九年，登之罘，始刻石。”由此可见，之罘刻石只存在一块。持论之罘有二石者，多指之罘、东观两块刻石而言。因东观刻石铭文仅见于《史记》，而立石、刻石过程缺载，考察东观刻石立于成山的可能性，需要结合其他材料进行合理推断。
成山祠日传统和秦始皇并海道行迹
在齐地的“八神”信仰体系中，成山是祠日之地，地位显著。对太阳的祭祀有着悠久且重要的传统，《史记·周本纪》中，“日祭”就被列为“先王之顺祀”的首位。
《史记·封禅书》将祠祀划分为三个层次：“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日主祠成山”，属于第二个层次的“八神之属”，祠祀原则是“上过则祠，去则已”。《史记·封禅书》明确记载，秦始皇东游时曾礼祠八神：“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根据《汉书·郊祀志下》的记载，汉武帝在琅邪—成山—之罘的行程中曾特别安排“礼日成山”，汉宣帝亦有“成山祠日”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两见秦始皇到访成山，却不见秦始皇“成山祠日”，这有违于“上过则祠”的原则。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秦始皇两次至成山的记录：“（二十八年）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张守节《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又引《括地志》：“成山在文登县西北百九十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劳山”条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所记“荣成山”，应为“劳成山”之误，所指为劳山、成山两座山，其说可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六有“盖海岸之山，莫大于成山、劳山，故往往并言之”，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考察实际的历史地理，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劳山位于琅邪、成山之间的海岸线上，自琅邪出发沿海岸线向东北行进，经劳山，至成山则达到海岸线的极东北处，最后沿海岸线向西抵达之罘，这与秦始皇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劳、成山……至之罘”的路线设定是一致的。当时有实际的交通条件支撑这一行程，王子今曾提示并海道的存在，其在《秦汉交通史稿》指出“沿渤海、黄海海滨，当时有一条交通大道，这条大道与三川东海道、邯郸广阳道相交，将富庶的齐楚之地与其他地区沟通，用以调集各种物资，具有直接支撑中央专制政权的重要作用”，所指的就是秦始皇经行这一条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东巡途中两次至成山，都伴随着前往琅邪、之罘的行程，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和三十七年，秦始皇都前往了琅邪、成山、之罘这三个地点。无独有偶，《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亦曾接连前往三地：“（三年春二月）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司马相如《子虚赋》亦将琅邪、成山、之罘并举：“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
琅邪、成山、之罘，都在“八神”信仰体系之内，因此都需要遵循“上过则祠”的祠祀原则。秦始皇留下了琅邪刻石与之罘刻石，作为在这两地祠祀的纪念。三地中，独不见在成山立刻石的记载，这并不合理。此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的记载中，秦始皇巡行之罘、琅邪等地，却独不见到访成山的记录：“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其东观曰……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之罘至琅邪的这段并海道，秦始皇三次经行，唯二十九年过成山而不访，是说不通的。
在“八神”信仰体系中，天主祠天齐，地主祠泰山梁父，兵主祠蚩尤，阴主祠三山，阳主祠之罘，月主祠莱山，日主祠成山，四时主祠琅邪，形成了天—地、阴—阳、日—月、四时主、兵主这样的信仰体系。秦始皇所立刻石的诸地点，涉及地主、阳主、四时主的祠祀地。而在日—月这一对重要组合中，也即成山、莱山两地之中，若秦始皇“穷成山”而不祠日主和立刻石，会在秦始皇的祠祀系统之中造成明显的缺环。
由此推断，秦始皇二十八年“穷成山”（《正义》曰：“穷，犹登极也。”）的目的，应是祠祀日主，《史记》脱载。甚或二十八年“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所“立石”，为成山、之罘两立。进一步而言，或许《史记》文本“其东观曰”之前，脱秦始皇到访成山的文句。郭嵩焘《史记札记》同样认为秦始皇曾在成山立石，“立石而不刻者三：上邹峄山，立石；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是也”，虽误以峄山、成山、之罘三处刻石为“立石而不刻”，但仍显示出郭氏对于秦始皇“穷成山”此行目的有着一定程度的认知。根据李鼎铉的实地探访与研究，成山确有秦代物质遗存，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至此，可以作出合理推断：秦始皇二十八、二十九年，均到访成山，祠祀日主，并立东观刻石作为纪念。
世人言必称“琅邪”“之罘”，却忽视了经并海道从琅邪至之罘途中成山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这与东观刻石立石地点的不明确直接相关。由东观刻石入手，阐明成山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增益对秦代历史的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