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以史料丰富而闻名，已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约100万篇。然而，亚述学家仍时常受到史料匮乏的困扰，原因在于文献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亚述是古代两河流域北部的国家，起源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的阿淑尔城。迄今为止，阿淑尔城出土的初史阶段的楔形文字文献仅有24篇，而古城卡尼什（今土耳其中部的屈尔台培遗址）出土的记录亚述商人活动的文献多达2.3万篇，是亚述研究的主要史料。卡尼什是古代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交通枢纽，四方商路汇聚于此。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该古城处于繁荣时期，是当时亚述贸易的前哨，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被证实的商业社会。
在发掘卡尼什和解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一批亚述学家脱颖而出。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荣休教授莫恩斯·特罗勒·拉尔森（Mogens Trolle Larsen）是当代最重要的卡尼什研究者之一，先后出版了《古亚述商队的程序》（1967）、《古亚述城邦及其殖民地》（1976）、《倒塌的宫殿：东方发现的故事》（1994）、《阿淑尔—纳达的档案》（2010）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他还致力于扶持学科发展，是哥本哈根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和哥本哈根大学卡斯滕·尼布尔古代近东研究所的重要发起人。鉴于拉尔森的渊博知识和独到见解，他被遴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欧洲科学院院士、丹麦皇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古代卡尼什：青铜时代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Ancient Kanesh: A Merchant Colony in Bronze Age Anato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一书是他数十年从事卡尼什研究的总结与回顾，可谓其学术思想的结晶。最近，哥本哈根大学博士、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史孝文将该书汉译出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除了图表、前言、年代表、附录、参考书目、古亚述人名索引、古亚述文献索引、总索引、楔形文字专有名词对译字表外，该书正文分为6个部分，合计21章，分别介绍卡尼什的发现及其研究历史、阿淑尔城的概况、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状况、与亚述贸易网有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解读卡尼什文献的理论。
雅俗共赏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亚述学是一个小众学科，而卡尼什研究位于其边缘，关注度并不高。为做到通俗易懂，该书采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尽可能少使用技术性术语，避免烦琐考证，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把我们引入4000年前的社会中。因此，该书不仅可以供亚述学家、古代史研究者、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参考，而且适合对安纳托利亚和古亚述历史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阅读。2018年，瑞典文学院之所以将著名的“盖德·罗辛奖”（Gad Rausing Prize）授予拉尔森，既因为他在亚述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也缘于他将这一高度专业化的研究领域向普通读者所作的知识普及工作。
全景呈现古代卡尼什与阿淑尔历史是该书另一个突出特点。虽然屈尔台培遗址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为数不少，但大多属于亚述商人的个人档案，主要与其商贸活动有关，很少涉及公共事务。因此，利用这些文献重建卡尼什、阿淑尔城和安纳托利亚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拉尔森通过多年研究，不仅对古亚述文献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而且能够从数量庞大的原始文献中抽象概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亚述商人的贸易程序，勾勒了阿淑尔城、卡尼什的政治结构以及亚述人的宗教与文化等，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图景。
在史料处理和经济理论方面，拉尔森也有其独到观点。他主张以文献解读为导向，但不拘泥于文献本身，而是强调将文献置于更加广泛的视野中予以考察。他批驳了一些学者主张的古代世界无市场论，认为古亚述乃至整个两河流域的证据都确凿地表明市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批评了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试图解释古代经济的“互惠”和“再分配”原则，斥其为“凭空猜想”“毫无证据支撑”。拉尔森认为，波兰尼用他的方案解释亚述社会时，对文献的解读过于主观而漏洞百出。同时，拉尔森也强调了古代经济的复杂性，指出不应该把现代经济理论照搬到对古代经济的理解中。
该书还对亚述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指引了其未来方向。拉尔森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亚述学的亲历者，加上他与奥本海默、兰兹伯格等老一代学者的学术传承，他本人的治学经历就是一部亚述学的活历史。因此，对亚述学发展史的回顾和总结，在该书中比比皆是。同时，该书还对目前古亚述文献研究的薄弱领域进行了探讨。比如，针对亚述后期的贸易状况，他认为出土文献量的减少很可能并不意味着贸易量的降低，而是贸易模式发生了变化所致。他进一步推测，在亚述后期的贸易模式中，一些被称作“费用支付者”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书译者史孝文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致力于卡尼什文献研究的学者之一，2009—2013年曾经师从拉尔森，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此，他对卡尼什文献和拉尔森的学术思想比较熟悉，从而为该书汉译本的准确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