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之后，铁路逐渐成为工业革命的象征之一。鸦片战争后，列强开始觊觎中国的路权，不断威逼利诱清廷自建铁路，以期从中取利。朝廷官僚体系内部对此立场迥异。洋务派希望通过兴办铁路、通讯等事业，以辅助军工业的发展。而保守派则将铁路视作“奇技淫巧”，坚决抵制。19世纪8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持续推进，两派终于就自建铁路展开了三次大规模争论。

　　1872—1876年，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立维·布拉特福私自修建了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建过程中，与中国群众屡次发生矛盾。先是征地时，破坏了灌溉沟渠，引起群众不满，导致在施工过程中，桩标多次被拔走。而后，因火车轧人致死，导致数百名群众聚集阻止火车通行。清政府不得不买下路权，铁路收回之后，两江总督沈葆桢立即将之拆毁。

　　此后数年，洋务派在涉外交往过程中，逐渐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中的作用，希望以铁路“强国”。1880年12月3日，洋务派代表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请建铁路，由此拉开了朝廷内部关于兴建铁路的第一次争论。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洋务派略占上风。1881年11月8日，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建成通车，拉开了中国自建铁路的序幕。

　　1884年，“甲申易枢”，醇亲王奕譞入主中枢，总领军机处，清廷内外政策均有所变动。当年6月，朝廷下谕：“铁路一事……惟此等创举之事，或可因地制宜，酌量试办。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李鸿章详加酌复，妥筹具奏。”铁路第二次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李鸿章建议继续试办铁路，提出先修漕运铁路。但漕运总督崧骏并不支持，主要原因是铁路“紧靠黄河，黄流迁徙无定，大汛时湍悍异常，将来铁路造成之后，能否不至冲突，实无把握”。最终，清政府谕令“暂缓议办”漕运铁路。

　　1885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病故，其临终遗疏力主“铁路宜仿造也”。左宗棠认为，修建铁路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二是“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修建铁路，“有利无害”。李鸿章随后奏准将铁路事务划归由他掌控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管理，“试办”铁路才得有些许生存空间。随着涉外经验的丰富，对西洋发展历史的了解，此阶段洋务派认为，铁路除了“强国”之外，尚有“富国”之效。所以，洋务派“试办”的铁路基本都围绕开矿等事宜。李鸿章为了解决开平煤矿运输问题，决定将已经建成的唐胥铁路延长到阎庄，新建开平铁路。在这场长达数年的争论中，洋务派终于占据主导地位。

　　1888年11月，奕譞又奏请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引起了第三次铁路大争论，也是双方交锋最为激烈的一次。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于1889年以《论洋务奏》上书，攻击洋务活动尤其是修筑铁路之议。在他看来，“津通铁路之议，所称调兵、运饷各节，皆属假饰之辞，实则专为包揽漕运及往来商货可获厚利起见”。一旦铁路开行，“向用舟车，坐皆失业”，后果不是“怨者必多”，就是“盗贼滋多，害及良善”。如是观之，“故开一省之铁路则一省百姓受累，开各省之铁路则天下百姓受累”。丁立钧要求“将中国开行铁路一节，永远禁止”。

　　但是，经过前两次大争论之后，保守派中部分官员的观点也发生了松动，更多人的观点是直隶一带乃是京畿重地，铁路万不可行，但是边防地区可以试办铁路。保守派部分官员建议停办津通铁路，改在“山东的德州、济宁造路，以通南北河运”。翁同龢等人也赞成铁路“可试行于边地，不可逮行于腹地，宜暂缓津通，以昭慎重”。

　　直到1895年中日海战，天朝上国不敌蕞尔小国，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变法维新思潮在知识分子中传播，救亡的呼声日甚一日，朝廷上下求变的议论逐渐兴起。

　　1895年8月10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拟定《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详细阐述了“铁路救国”之道：其一，权自我操；其二，商办为宜；其三，可招洋股；其四，可用洋人；其五，设立学堂；其六，定地勘路；其七，推广实业。1895年9月30日，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朝廷：“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1896年10月29日，光绪皇帝批准于山海关设立铁路学堂。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职培养铁路人才的学府就此诞生。

　　纵观三次大争论，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基本立场均保持不变，但是他们的具体观点均在不断变化。就洋务派而言，首先寄希望于铁路的“强国”之效，着眼于其国防功能，后来逐渐认识到铁路尚有“富国”之用，于是主张利用铁路发展经济。就保守派而言，起初是反对一切“外来洋物”，对铁路之事毫无协商余地，甚至要求永行禁止讨论铁路事宜。而后，同意于边防之地“试办”铁路。直到甲午战败，大规模的反对声音才趋于消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铁路建设助力区域扶贫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20YJC77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