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围绕生态问题，翻阅中外经典著作，以之观照现实，得出一个结论——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关乎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上升到国家乃至全球战略层面。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对此当念兹在兹。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之人的行为。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冯天瑜

　　进入鼠年以来，新冠肺炎忽然爆发，瘟疠猖狂，疫情肆虐，蔓延全国，而尤以武汉为害最深最重。数月来武汉封关闭所，人人囿居私宅，而处于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则日以继夜，与病毒奋战，表现出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和令人敬畏的勇气。尤其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会倍感亲情和友谊之重要。我虽远在他处，但武汉诸友起居安否，亦常在念中。晋张华有一首《情诗》：“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其中表达的经患难而情益深之意，我认为并不止于男女之情。我们近月来不得不宅居而与亲朋阻隔，对此诗蕴含的意味，或可别有新解，也别有切身的体会。

　　——武汉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张隆溪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心绪难平。这一个月来，心心念念，唯有武汉疫情。同时，灾难也在促使我们反思。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切身感受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压迫性，因此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学者，呼吁加强文化生态理论的建设。文化生态理论是生态文明的基础部分，而生态文明应是人类还无法移居其他星球的条件下的最高级的文明形态，霍金认为，如果我们人类再按照目前的方式发展下去，人类将看不到下一个“千禧年”。

　　个人愚见，文化生态理论要包含民族的疫情记忆、灾难记忆。否则，悲剧将会一再上演，例如要沉淀2003“非典”和2020“新冠”这种疫情的民族记忆。文化生态理论当然也包括人口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的协调关系，还要涉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安全议程如何切入社会经济结构和治理体系的动态平衡结构。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傅才武

　　当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将现实社会中的设备和个人聚集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新时代的文化空间悄然在“云端”生成。这个虚拟文化空间由于“人”的到来而具有了社会文化属性，人们于其中获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培养文化精神。同时，互联网还搭建了公共沟通平台，畅通精神文化诉求表达渠道，解决供需错位问题，使其成为一个便捷高效的公共平台。建设虚拟文化空间是新时代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以外出为主的休闲娱乐方式受到极大限制，现有的物理公共文化空间停止运行，虚拟文化空间的平台效用愈发凸显。文旅部推出了“在线公共文化服务”和“出行提示”等专题公共服务，各省市文旅厅（局、委）积极对接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在线游览资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陈波

　　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动员。这种迅速动员、全民反应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全国性社会危机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刺激，国家治理体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等国家能力建构问题进入全民公共讨论领域。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也引发了公共治理领域与公众生活领域的全面反思与改革。如在公共治理领域，传统的物质发展主义将受到挑战；在公众生活领域，将促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从关注物质发展转向关注社会伦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上，进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意识形态动员。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陈庚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全面映照的机会。很显然，在此次重大疫情危机的压力下，暴露了一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如现代治理能力建设中的文化短板。赶超型现代化即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三重叠加，客观上让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高速进步的同时，使得原有的文化治理生态受到了冲击。如何在我国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治理能力，维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彭雷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系统的危机应对，需要的不仅是医疗水平、物资保障等硬实力，还有战略战术、动员能力、文化参与等软实力。疫情蔓延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的反应和措施不尽相同，体现了不同的国民风格和文化观念。中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在调动硬实力要素的同时，一直重视软实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瞄准控制疫情、救治病人的目标，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根据疫情实际适时精准应对；二是保持国际视野，倡导并践行国际合作，信息公开透明，以开放心态与世界充分沟通交流；三是注重文化参与，全民的防控动员与文化引导，团结奉献精神的弘扬，志愿互助氛围的凝聚，都在实践中展现。经此一“疫”，我们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与多角度的检视，可以更通达、更深刻地看世界，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也更加明晰。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肖波

　　这次我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治，空前凸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在我国这样几千年来，以文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底色、以文化为国家赓续发展之内驱力的国度，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文化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发挥文化在现代公民主体性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引领性和结构性力量。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统、悬壶济世的仁心情怀、“方舱医院”中的文化活力……都生动地展现着文化的巨大价值和作用。当前，通过深入推动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进一步释放和彰显文化的治理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蔡武进

　　灾难之中，诗意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因为每个人都是灾难的受害者，大家对于周遭的不幸已经产生了疲惫的情绪。而且，互联网对于恐惧、焦虑的迅速传播，使得每个人都夹杂在负面情绪中。读书、跳舞如果放在平时，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处于疫情困厄之中的人们，读书、跳舞便不同于往常，而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告诉所有人：我们必定可以像以往一样，回归正常的生活。大萧条时期成名的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说，“一部人类历史，恰是人类恐惧灾难与战胜灾难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在磨砺中不断成长的民族。而中华文化本身又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它一直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着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共通，并与中华民族一道，在千难万险中生生不息，凝练出这个民族最有诗意的精神世界。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韩晗

　　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学生工作辅导员，我牢记学校及学院领导嘱托，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做好特殊时期学生工作，特别是以学生为中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通过详细统计学生所在地、每日体温检测、每日报平安等措施，切实掌握学生身体健康状况，目前为止学生零感染；另一方面通过积极主动向学生宣传防疫知识、抵制网络谣言、进行心理疏导等措施，做好学生思想稳定和抚慰工作，减轻特殊时期学生心理负担，确保学生心理健康。对于个别学生因家庭原因导致的心理焦虑，除协助解决家庭困难外，主动联系介入，有效帮助学生克服心理焦虑。希望通过这场疫情，同学们可以得到磨砺与成长，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与责任。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生辅导员 陈杨萍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作为一名在武汉学习和生活的新时代青年，感受尤为深刻。这场疫情不仅是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考验，更是对中华民族意志精神的一次严峻考验。在当前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日日夜夜里，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情感体验，理应作为全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多难兴邦的集体记忆，会成为我们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参照与进步动力，同时也将成为国家文化与民族精神构造的重要节点，是个体与国家一同成长的契机——因为我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建设和构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此强烈地认识到个人集体与国家民族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齐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