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我国非洲史研究
2019年07月08日 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8日第1729期 作者:张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的非洲史学科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的非洲史研究仍然很薄弱,亟待加强。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步入该学科领域,从事非洲史教学工作。作为我国非洲学界的一位老学人,我愿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新时代的呼唤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这是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在此形势下,我国人民亟须了解非洲,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其历史。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必要。

  其一,中国与非洲共同的历史渊源,我们不能忘。自古以来,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进入20世纪,世界形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类,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同属后者,成为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节节胜利,中国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美好世界,中非这种共同的经历需要进行研究。

  其二,历史性的共同复兴梦要探讨。随着纳米比亚1990年宣布独立,非洲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大业,新的使命是实现复兴梦;中国的今天也在实现伟大的复兴梦。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洲素有“世界资源宝库”之称,经济发展潜力极大。中非之间如何互利共赢合作发展,需要从历史到现实进行研究。

  其三,为了共同的国际安全,需要历史性研究。苏伊士运河和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是重要的国际通道,历史说明非洲的军事地位举足轻重。现在,我国已派出多支维和部队到非洲,我国的军舰也到非洲东岸护航。非洲有54个国家,在联合国约占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在诸多国际组织中,其席位也颇为可观。非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我国要获得其支持,必须进行有关的历史考察与研究。

  其四,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横跨南北半球。它有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和第二大热带雨林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环境问题,都离不开非洲,这些需要对有关历史进行考查。

  其五,中非关系新发展的需要。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揭开了中非关系的新篇章。今天进入新阶段,中非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是重要的新举措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古丝绸之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非洲是古丝绸之路陆路的中转站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所以,今天为了做好“一带一路”这一“工笔画”,必须加强中非关系史研究。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只有深知过去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事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共产党人的使命时,就是从历史讲起的。历代革命导师都十分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与学习,一致认为要想解决好现实问题,必须考查该问题的历史全过程,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今天要加强非洲历史的研究,为的是更深入地了解非洲和认识非洲,这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十九大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发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号召。我们加强非洲历史的研究和普及,正是对此号召的响应。

  年轻学科的特需

  在历史学科中,非洲史是最年轻、最薄弱的新兴学科之一,它需要特别的关照、扶植和对待。该学科的薄弱状况是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从15世纪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非洲掠夺“黄、黑、白”,即黄金、黑奴和象牙。400年的黑奴贸易,不仅使非洲遭到社会经济的大摧残,而且受到精神的奴役。歧视非洲人的种族主义谬论甚嚣尘上,非洲历史被抹煞了,古埃及文明被说成由希腊、罗马所继承,算在西方文明的账上。直到19世纪中叶,即便像黑格尔这样治学严谨的学者,都认为非洲无历史可言。只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需要原料、市场,有必要停止奴隶贸易,开始瓜分非洲,实行“有效占领”。为此,西方国家考查非洲,兴起了非洲地理学,但非洲历史学仍不被重视,以致1948年英国学者J. D.费奇在加纳大学任教时看到的情况是,非洲学生的欧洲史知识要远远多于非洲史知识。这说明非洲史研究多么欠缺。

  这种情况的改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2年埃及发生“七月革命”,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在埃及的影响下,北非各国掀起武装斗争,纷纷独立。1957年,加纳独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点燃了民族独立运动的烈火。1960年,10多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沉闷的非洲突然怒吼了。为什么会这样?学者们开始从历史上找原因。英、法、苏等国都有各种非洲史书刊问世,美国建立了数千人参加的非洲研究会。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事件,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65年起组织编写8卷本《非洲通史》,并且指出:“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来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这种状况要改变了。这是非洲史研究在国际上的新起点,从此开始了研究热潮。

  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外宾时指出,中国要加强对非洲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的研究。同年7月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亚非研究所(1964年分设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等高校组建了非洲研究机构,各高校纷纷努力开设非洲史课程。70年代,全国19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几十种非洲历史著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问题研究会诞生,它们努力将非洲研究与教学工作推向高潮。仅就非洲史而论,除有大量论文外,还有几种教材和多卷本非洲史也问世了。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走进非洲进行考察,改变了我国非洲研究者以往没有去过非洲的状况。

  但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却有了变化,非洲史研究出现了低潮迹象。由于该学科比较年轻,队伍较小,水平尚有限,其研究一时尚难应对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非洲史教授面对新世纪和新形势,纷纷将“非洲史”课程改为“非洲与世界”。我国则很少出现此情况。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划改革方面,年轻的非洲史学科在机构设置、经费分配、人员充实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未能得到特殊关照。于是,相当长的时期,全国没有招收非洲史专业的博士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单位也很少,以致一些60年代就开始从事非洲史研究的老学者退休后,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据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每年发表史学论文数千篇,非洲史方面的论文每年仅有寥寥几篇。在非洲史研究会的每届学术讨论会上,更多的是对非洲现状的关注,而很少有非洲史课题的讨论。上述诸类情况,亟待改变。除了体制改革外,重要的是研究工作本身的改进。

  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历史本身是不能改变的,但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前进。我国非洲史学的发展,必须面对实际进行创新。

  其一,要面对非洲的实际。非洲已完成民族独立大业,进入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非洲联盟”已取代“非洲统一组织”。过去,我们研究非洲史重点是反殖民斗争史、民族独立运动史,关于社会经济史问题的研究也与政治课题有关,例如非洲的单一经济问题、奴化教育问题等,而且多是“大非洲”的讲述。今天,研究重点是发展问题,就不能只关注政治课题,也要对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进行重点研究。马克思曾指出殖民经济有二重性,它们为了剥削的需要,也在殖民地搞现代化产业,现在当这些产业要为独立国家服务时,就需要对其全面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利用。在文化方面,当今世界要求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非洲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如何交流?这也是新课题。非洲各地情况差异很大,要加强对各国各地区的细致研究,改变以往对非洲笼统而论的“大非洲”论述方式。

  其二,要面对中国的现实。1961年毛主席提出要加强非洲研究时说:“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当时,我国的民众和广大各级干部对非洲情况都不清楚,这是历史造成的普遍现象。所以,我国学者研究和撰写非洲史读物时,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应特别重视普及工作,要用多种形式进行普及宣传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要与新闻、媒体工作紧密配合,力求相辅相成。学科群众基础的薄弱,还影响到了学科人才的短缺。因为难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一行业,所以,尽管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兴起在时间上并不晚于西方史学界,但在人才数量、资料基础和研究成果方面则有极大的差距。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大问题,主要依靠学校。中小学教学就应有非洲方面的内容,大学文科要有“非洲史”课程,工科院校和职业院校也应开设非洲方面的选修课程。这样,既可以培养各种人才,也可为未来的非洲学研究生和高级人才的培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其三,要面对国际的现实。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是当今世界的特点。面对此国际环境,非洲处于什么地位,非洲应如何应对,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方针,则是重要研究课题。为此,需要知道世界各国对非政策的变化,特别是英、法等原宗主国与非洲历史关系很密切,现在有何新变化?美苏曾在非洲激烈争夺,现在美国对非洲是什么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如何面对非洲?这些都需要联系历史进行研究。当前,在制定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时,也必须关注上述历史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研究非洲历史和现实,既需要微观研究,也需要宏观研究,二者缺一不可。我们要顺应新时代的需求,千方百计使我国的非洲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休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顾问、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顾问和原副会长)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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