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能力。探究自然，把握世界，追求“真”，是一种理性能力；研究社会，认识自己，崇尚“善”与“美”，也是一种理性能力。我们把前者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理性称为“科技理性”，将后者以社会人文为对象的理性称为“价值理性”。二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科技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统摄下才能具有无害于人类的保障，而价值理性只有在科技理性的支撑下才能避免因愚昧带来的不幸。两种理性各具魅力，并且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然而，近代以来，理性天平出现了某种失衡——科技理性逐渐凸显，价值理性日渐式微，打破了理性天平的平衡状态。我们需要调适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张力，推动价值理性的复位，回归理性天平的本初，才能发挥理性作为一个整体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初始状态的合一
调适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张力，需要探求二者的原初关系，理顺其生发理路的内在逻辑。追本溯源，在人类早期古代朴素思维中，无论是古希腊的“善”还是东方儒学的“真善美”，都暗含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初始合一的样态。
理性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核心概念，有两个来源：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与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逻各斯”即规律。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界正是受制于“逻各斯”而运行，所以“逻各斯”也指人们把握规律、信奉秩序的逻辑思维，肯定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重要性。“努斯”则更侧重人类的心灵与精神生活。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心灵与思想，“努斯”能使人的灵魂超越束缚，追求无限自由。“逻各斯”对本质规律的探究与“努斯”对心灵自由的导引，构成了理性认识世界与追求超越的双重意义与功能。虽然古希腊文化尚未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作出明确界定，但这两种理性思维与意蕴在先哲的论述中是合一的。
有人认为，东方儒学过度注重价值理性造成科技理性的缺失，实则不然。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东方儒学传统中从未分离，这种文化智慧能够为解决理性困惑或危机找到出路。东方儒家文化在高扬价值理性的同时，是包括科技理性在内的。当然不可否认，儒学文化系统中的科技理性是以价值理性为目的的，但这并不代表对科技理性的排斥。实际上，儒学在求“善”与“美”的同时包容了求“真”的成分。比如，《易传》在“天人合一”价值基础上，究万物之理，内嵌着自然观、科学观与方法论。儒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还体现在“内圣外王”之道。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与修心养性，正是通过“格物致知”实现的，可见“求知”是“求善”“求美”的途径。儒学文化秉持“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的信条，“德才皆具”诠释着德性与知性、价值与科学在儒学的统一。因此，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观视为近代科学一个失败的原型，孔子的哲学智慧像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先觉。
近代以来的失衡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原初的生发理路，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内在逻辑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两种思维方式。然而，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对自然界征服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开始出现某种失衡，表现为科技理性的片面凸显与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
科技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等问题，探究自然规律这一“真”的领域，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并通过主观能动性对其加以运用，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科技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创造了更优的生存条件。如果没有科技理性的尊崇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可能还在落后与贫困中步履蹒跚。崇尚科技曾一度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科学技术甚至几乎成为人类文明的代名词。尤其在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更是开启了张扬科技理性的时代，处处彰显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正如美国科技哲学家普特南指出，“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们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
与科技理性相对，价值理性主要回答的是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等问题，赋予世界以“善”与“美”，表达的是一种主观价值合理性。科技与价值是理性天平的两端，科技理性的过度凸显带来了价值理性的式微。科技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但我们不能滑入科技决定论的泥潭。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其在给人类带来便利、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困惑、苦恼。比如，随着科技理性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有些人会陷入无休止的物质欲望，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与尊严；在缺少价值理性规导下，科技有可能成为盲目的力量，不顾自然生态，肆意征服、掠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过多占有自然领地与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容易造成精神家园的荒芜与意义世界的干瘪。卢梭对科技批判道，“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至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的”。海德格尔深刻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对人存在意义的冲击，他质问道：“在技术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
调适理性天平的张力
科技理性探究的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价值理性寻求的是人的主观价值合理性，人类的美好世界应是二者的合一，既要符合客观规律又要合乎人类自身需求，既要认识自然又要认识自己，在把握客观世界的同时关注人类的主观世界。这需要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共同发挥作用，塑造真善美的人类社会。
价值理性能够赋予科技理性以价值引导和合理规划，以“人的尺度”去把握“物的尺度”，通过对人性与生活真谛的把握引领人类发展的意义方向。我们要调适理性天平的张力，回拨科技理性的越位，推动价值理性的复位，恢复理性系统应有的平衡。人的世界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自在的统一，是客观自然规律世界与主观人生意义世界的合一。人们在认识与运用客观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总是会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将自身的主观愿望投射进去。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会期待并追求合乎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物质的财富的、可以是精神的意义的，且常会需要去权衡与选择利弊、先后、大小等问题。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科技理性的支撑，还需要价值理性的引领。
科技理性无法充盈人的意义世界与精神家园，这需要依靠价值理性文化的熏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有些关系，“几乎包括了一切需要我们研究的种种重要事情，或者说一切可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种种重要事情”。托尔斯泰曾向科学领域寻找生活意义，遗憾的是，他发现生命只不过是微粒的暂时聚合，会随着微粒相互关系的消失而了结。所以，他得出结论：科学知识不仅不能给予生命意义，而且还会摧毁任何可能的意义。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只有在相互融合中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功能，二者的分离不仅会带来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文化分野，更会带来危机与风险。脱离科技理性支撑的价值理性犹如“空中楼阁”，会因地基不牢而坍塌。而缺少价值理性引领的科技理性犹如“没有罗盘的舵手”，因方向不清而迷失。为避免“坍塌”与“迷失”现象，我们应秉持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合一的理念，坚守科学人文精神，推动物质世界的创造与精神家园的构建。
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科技理性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窄化为科技化，并不意味着人文价值理性就没有现代价值。现代化建立在科技理性“动力工具”与价值理性“方向指南”的完整理性基础上，我们应以完整的理性文化把握实存的与应然的人类社会，从而以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互济共缔“真善美”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