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刚刚起步，人们对这两个领域的认知大多在幻想的层面，而此时的电影工业也在蓬勃发展，许多与这两个领域相关的科幻电影纷纷上映。半个多世纪以来，现实中人类科技的很多进步都体现在这两个领域之中，而曾经一些只属于电影的想象，有的已变为现实，有的则逐渐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与之相伴的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不少人的惊慌和恐惧。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纯伦理学的角度对此现状进行讨论和分析，往往忽视了从文艺、情感或审美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以科幻电影为代表的科幻文艺作品，在影响受众对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理解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多数受众不是科研工作者，往往缺乏对某项科学技术进行全方位探究的能力；但几乎所有受众都是艺术欣赏者，可以对包括科幻电影在内的诸多艺术形式进行接受和鉴赏。当科幻电影将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可能带来的危害呈现出来时，受众的恐惧便由此产生，而现实中技术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又加剧了受众的这种恐惧。那么问题是：科幻文艺，尤其是科幻电影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对未来科技的恐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作为一种叙事性艺术，矛盾冲突是科幻电影在情节安排上的基本需要。在科幻电影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科幻电影会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或者说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不少科幻电影体现出很强的反对新兴科学技术的倾向。商业电影需要在放映过程中，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刺激观众的感官、诱发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沉浸在电影画面和情节所构建的情境中。要做到上述几点，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在电影情节中安排激烈的矛盾冲突。对于科幻电影而言，新科技对现实社会中的人所带来的危险和伤害，是最好的矛盾冲突点之一，与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相关的科幻电影更是如此。这两类科技不仅是人类身体的延展工具，而且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身体，以及改变人类社会的整体架构。

　　第二，关注人类情感，体现人文关怀，是包括科幻电影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的基本诉求。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坚持高扬自己的文化性，并不断打压原始生物性。高扬文化性的核心，是推崇理性；打压生物性的核心，是抑制动物本能欲望。虽然这种倾向到20世纪有所扭转，但不可否认，在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出现前，人类的主流价值倾向总是试图摒弃自己的生物性，强调自己的文化性，以此凸显人类物种的特殊性和优越感。现如今，科幻电影启示我们：伴随着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竟有可能威胁到自身的生存。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区别自己和“人工智能机器人”？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情感。我们又用什么来区别自己和经过基因筛选、改造的“基因编辑人造人”？一般人们所给出的答案是：自然生物性。这是一个颇具讽刺色彩的场景：标识人类特殊性的竟然是人类一直试图摆脱的自然生物性和基于这种生物性的自然情感，给人类带来威胁的竟然是人类一直推崇和高扬的文化性和隶属于这种文化性的科学技术。不过，人类的文化性中不仅有冰冷的科学技术，还有温情的人文关怀。早在18世纪中期，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加登为“美学”下定义时，就将艺术的独特性用“感受”“想象”“虚构”“情感”标识出来，这既是对前人艺术理论的总结，也是开启后世艺术理论的密钥。从古至今，关注人自身的情感始终是艺术的终极追求，而在面向未来的科幻电影艺术中，这种终极追求依然代表了人类自身的终极价值。比如，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莫斯在被毁灭前无奈地说：“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种奢求。”的确，科幻文艺的受众经常会对冰冷的机器产生恐惧，并最终欣慰地发现，尽管人性有善亦有恶，人的情感有起有伏，但这恰恰是人性宝贵的地方，恰恰是人类情感宝贵的地方。

　　第三，以寓言的形式向人类发出预警，是科幻电影艺术的基本职责。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科幻电影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总是有许多变数，这些变数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科幻电影在尊重“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前提下，借助想象和虚构大胆地暴露未来变数中不好的一面，体现了科幻电影艺术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有些人看来，科幻电影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什么现实价值，但实际上，科幻电影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署名电子骑士的作者在《银河系科幻电影指南》一书中指出：“科幻电影所要表现的，是恐怖背后的思索，是对当时新出现科技力量的某种兴奋、紧张、忧虑，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时代的恐惧与欲望……这个恐惧的本体，就是科学以及科学带来的一切。说到底，科幻电影是人类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寓言。”在科幻电影讲述的故事中，不仅有对未来科学技术迅速膨胀的担忧，还有对未来社会中人的担忧、文化的担忧、伦理关系的担忧、社会运行模式的担忧、生态环境的担忧等。这些担忧让我们不再盲目乐观，促使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反思科技变革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新问题，从而增强我们对新科技的适应性，为即将到来的新科技时代做好准备。当观众看到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时，心中不仅会有恐惧和担忧，还会有深层次的反思和严谨的预判——这无疑是科幻电影的贡献。

　　对新兴科学技术的质疑、排斥甚至是彻底反对，古已有之。在不同时代，表达对新兴科技之焦虑的方式也存在多样性，但艺术的表达总是能够在受众中引起更强烈的反响，艺术警示所起到的效果往往要大于枯燥的理论分析和刻板的道德说教（此处不是说理论分析和道德说教不必要、不深刻，而是说这两种方式的效果不如艺术式的寓言）。以叙事为主的科幻电影，将叙事艺术的特点和电影艺术的优势结合起来，直观有效地引起受众的注意、打动受众的情感、引发受众的思考。虽然其中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其价值导向和最终结局可能并未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然律和必然律”偏离过多，这或许也是亚里士多德推崇“诗”的原因，同时也可能是艺术能够在人类文明史中广泛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艺术绝不仅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艺术与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密切联系，生生不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进化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19C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