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中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构成了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文化意义，借助媒介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展现出来。人创造了文化，是文化的主体，同时，人又被文化所塑造，文化影响了人的生存方式。人同媒介的关系亦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存也是一种媒介化的符号生存。媒介文化研究学者波斯特（Mark Poster）依据符号转换为意义的结构和方式，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主导媒介形态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口传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每一次媒介变迁都深刻改变着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在媒介的变迁中，我们应关注人与媒介关系的核心问题：主体性。主体在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中生成，而这种交往活动是通过媒介来协调的。因此，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也在不断重塑人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

　　口传媒介与同一性主体

　　口传媒介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出现的媒介形态，其形成依赖一个重要条件：身体在场。在口传媒介时代，主体间的交流活动以身体在场的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交流双方当下的语词、语音、情绪、肢体活动使主体的话语、认知、行动得到统一，从而完整地构建了具有同一性的主体。并且，这种同一性在主体间双向互动的符号交流中进一步强化，达到交流主体的身份认同。

　　在主体间符号互应式的交流中，还生成了新的权力等级关系，使传统和权威得以形成并维系。因为，在口传媒介的双向互动交流中，交流双方并不总是处于完全平等的位置，其中的一方可以借助知识结构、人生经验或辩论技巧在交流上取得优势地位。例如，人类早期的哲学往往是以对话的形态记录先哲们的言行，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与他人的对话中，他们实际上始终处在对话的中心，充满睿智的哲学话语赋予了他们思想和道德上的权威地位。同时，这种权威地位又继续通过口传媒介形成传统，使主体的现实生活受到传统和权威的训导。因此，口传媒介时代的主体性一方面在双向的互动交流中得以建构，另一方面却也在传统和权威的形成后受到了抑制。

　　印刷媒介与理性主体

　　印刷媒介的出现依托于机械印刷术，书籍和报纸等物质性的书写文本是其主要载体。印刷媒介可以使文本的书写和阅读跨越时空的限制，作者和读者的时空可以完全分离，以身体不在场的方式进行对话，身体不再构成对主体的限制。正是如此，印刷媒介时代下的主体具有了可以对书写背后的意义进行批判、怀疑和重释的空间，这赋予了主体以理性的反思维度。

　　理性主体的确立也是现代性开启的标志。笛卡尔以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作为心物二元论的基础，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康德通过“哥白尼革命”“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断言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认为主体性的实质也就是可以自由地运用人的理性。黑格尔则直接把主体性作为现代之本质，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在高扬理性主体的印刷媒介时代，口传媒介时代确立的传统和权威被瓦解，就像马克思曾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在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理性主体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理性主体的建立依靠的是严格的自律，实践意义上的自律是理性主体得以实现自由的基础，而这种自律又是建立在一些诸如“善良意志”“绝对命令”等形而上的独断上面，因此理性的自由主体并没有稳定的根基。其次，同理性主体相伴生的现代性和启蒙都存在着自反性，理性主体同样也面临着异化的危险。虽然随着时空的分离，读者有了对书写文本进行重释的空间。但是在印刷媒介符号结构的束缚下，读者仍处在作者所营造的释义空间内，并不能完全逃离。现代性虽然以理性宣判了“上帝之死”，但是理性又被重新推向神坛，印刷媒介中的作者就是文本中的理性“上帝”。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越来越和资本、技术合谋，异化为科层制的工具理性。理性主体的自由随之瓦解，沦为启蒙的神话。

　　在印刷媒介时代的后期，随着摄影术的兴起，印刷不再限于文字的印刷，图像成为新的传播媒介。这是符号表征方式的一次重要转换，开启了文化的机械复制时代，这也正是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起点。艺术的灵韵被商品化的机械复制所淹没，主体性成为文化工业的附庸。但是，印刷媒介时代的理性主体并没有完全消亡，仍残存在被逐渐尘封的物质性的书写文本中。

　　电子媒介与虚拟主体

　　电子媒介同前两种媒介相比更为复杂，意味着符号与意义的结构方式通过电子化的媒介进行构建。在电子媒介时代，时空的“脱域”（吉登斯提出的概念）特征相比印刷媒介时代更加凸显。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正在信息的高速传播中实现，媒介进一步扩展了人的身体，成为身体的延伸。人可以通过超越身体的信息形态以身体不在场的形式完成主体间的交往。

　　电子媒介的内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存在着分层，可以分为“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提出的概念）。第一媒介主要以电视、电影等大众化的播放型媒介为代表。这些媒介的传播形式与印刷媒介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仍是中心化的单向传播，受众处在被动的接受位置。在第一媒介时代中，媒介和资本、技术的融合，催生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同质性的文化，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其营造出一种文化的氛围，把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散布在可供消费的商品中，侵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随着大众传媒的盛行，主体性逐渐处于被媒介操控的状态，主体只能在对同质化的商品符号的占有中以伪“个性”的方式呈现。

　　电子媒介中对我们生存方式影响更大的是第二媒介，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是其主要代表形态。在第二媒介时代，书写被电子化了，与身体不再发生物质性的关联。第二媒介的传播方式完全打破了第一媒介的单向、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主体间的双向互动交流。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作为能指的符号与指涉物的关联被切断，符号进行自我指涉并形成自洽的逻辑系统。就像在数字支付流行的当下，货币不但不再指涉黄金，甚至也无须以纸币这种物质形态出现，而只是数据库中一串可以用作支付的字符。由于第二媒介时代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主体也失去了同一性的根基，而被泛滥的能指符号所缠绕，漂浮在互联网空间中任何可能的地方。主体转变为虚拟的想象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因此，有些学者甚至担忧主体会像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的那样，成为海滩上被抹去的面孔。

　　那么，作为主体的人是否真的会如福柯所预言的那样走向消亡？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当下的第二媒介时代，人的技术化的媒介生存成为既定现实，主体处在被消解的边缘，漂浮在虚拟的符号世界。但是主体的构建是在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结构中完成的，这也正是媒介的本质。互联网空间为人类的交往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性，正是这种互动性加速了“主体间性”的形成。因此，第二媒介时代的主体不再是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单一主体，而是存在于以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的“主体间性”中。尽管这种“主体间性”带有一定的虚拟成分，但也正是这种虚拟性使主体得以逃脱现代工具理性的操控，释放出本真自我，从而使被媒介技术规训的主体转向为异质性的反抗主体。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虽然人类文明中出现了三次大的媒介变迁，但是三者的关系并不是断裂性的相继存在，而是共存于当下多维度的媒介界面中。这使得分散、多元多样的主体在即将由区块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开启的第三媒介时代仍具有生存的空间，也使我们依然可以对主体的自由生存充满憧憬。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信息化社会意识形态作用机制转型及治理路径研究”（20QT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