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创新是人类社会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关注原始创新就是拾取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独特优势。理性作为探索自然与现实秩序的指导法则，对其进行辩护与批判，构成了人类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而以科学形态出现的认知与实践模式，提升了这种效率，扩大了技术的想象空间。

　　早期的思辨活动以自发的人类本能所驱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本性，好奇心无疑是拷问原始创新内生动力的终极答案。深刻的认知好奇心对知识本身的持久需求与得不到满足的心理快慰，是现代性的必要条件。

　　基于好奇心，科学文化的自主性得以规范化，进而制度化，作为揭示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客观事实的一种特权方式而存在。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一直是科学传统的内在核心。这一传统肇端于近代早期培根的《新大西岛》，延续到笛卡尔和孔多塞，近期的例子则是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完成了基于自由的默顿科学论的制度化，对当代科学发展在“无尽的前沿”上仍予以期望。

　　从培根开始的科学社会契约，形成了“好奇心→发现或发明→试验与应用”这样一条范式分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这种自主性在20世纪遭遇了经济危机与伦理挑战。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社会需求已经等不起好奇心驱动可能产生的漫长研发周期。科学自身也需要参与社会资源的争夺，为缩短科学向社会生产力与市场的转化周期，熊彼特意义上的技术驱动经济的创新机制，将重心转向了培根契约的后半段“发现或发明→试验与应用”。不过，熊彼特的经济创新逻辑并没有终结科学文化中的自主性，在技术应用与经济转型之间仍然是范式分立的，甚至到产业化科学阶段，这种自主性本身不过是被纳入了创新变量中，这才开始有了创新文化问题。

　　不过，好奇心动力的衰减，通常是针对基础研究（特别是原始创新）作出的“休克治疗”。科学与创新意识诞生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土壤，西方近代文明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到了19世纪后期，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逐渐衰弱，对当下造成的最显著危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理论储备面临枯竭。我们曾为之赞叹的科技成就，其原创性概念多不是发端于当代。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受制于外部秩序的干预，在贝尔纳主义与市场经济间来回游走，很少去探寻基于纯粹认知本性的原始创新该如何复兴。从熊彼特强调的末端创新回到原始创新，是未来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欧美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自身传统优势的重要性，重新进入到原始创新的积累阶段。例如，欧盟在2018年出台的“地平线欧洲”计划，旨在激发自下而上的原创性意识。

　　从我国科技部在2019年4月发布的《我国R&D经费投入特征分析》来看，2017年全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为975.8亿元，只占到R&D经费比重的5.5%；理应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企业，全年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仅占0.2%，而用于试验发展（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不参与知识创造过程）的经费比重则高达96.6%。为节省研发周期与资源，采取直接引入技术及生产线的“短平快”做法，虽然能够很快获得一些效益，但没有去重塑适应本土的创新文化，也就忽略了培育原始创新的意识。建设创新型国家与践行创新驱动战略，不能舍弃原始创新所依赖的好奇心认知。对此，从源头上，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可以推行好奇心的美德教育。需要强调的是，求知欲驱动的好奇心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基因驱动的生物特征，更是一种文化特性。人人都有求知的本能，揭示真理是一项公民义务，而抛开私心杂念的思辨是一种德行。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基础教育在宣扬科学的重要性时，较少涉及如何激发青少年求知的热情。教科书应更多去启发学生的怀疑精神，从“为什么”的因果解释转向“是什么”的本体论思维，是现代人类完善主体性的基本法则。

　　其次，可以将民生问题作为培植好奇心的突破口。可以看出，经济问题是创新链条上的末端而非根源。利润增长点具有时效性，只能竭泽而渔，而民生问题则真正契合民众的认知出发点。因此，新时代的创新观念应该以教育、就业、健康、安全、脱贫等民生问题为导向，从用于社会治理的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寻找症结，再回溯到发现和好奇心，即“颠倒”西方创新的认知逻辑，将好奇心作为现实问题的末端，嵌入公众的切身利益中。

　　最后，科研制度安排应围绕自主性展开。科学文化是创新文化的内核，但我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往往缺乏基于好奇心认知的自由意识，这也是我国创新文化建设始终不完善的重要原因。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不可预测性等常规特征愈发表明，“未知的无知”是探索的起点。因此，科学技术创新必然包含着失败的风险与不可控的试验周期。这要求建构“包容审慎”的科技政策与社会监督环境，着眼于未来而不是当下，给予科研工作者较为宽松的思考时间，以及一定的自主选题和调配经费的自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文化研究”（18VSJ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