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拥有一套解释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是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内容，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近现代以来，世界教育强国的崛起通常伴随着本国教育思想家及其理论体系的成熟。从英国洛克的绅士教育，到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再到德国康德和赫尔巴特的唯理论教育，进而到美国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世界教育强国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先进的教育制度和较高的国民素质上，更在于教育制度与实践背后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从1901年我国学者译介西方教育学开始，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教育学经历了“在中国的教育学”“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的历史演变，逐渐从对西方教育学的“学徒状态”走向自主和成熟。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需要我们思考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是什么？教育学知识如何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先导？如何将中国教育理论上升为普遍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世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这些问题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必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教育强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知识体系
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外教育制度可以模仿，教育实践可以参照，教育思想可以借鉴，但教育强国之路必然是内生的和自主的。走别人的路即便做得再好，也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走向自主、成熟与强大。德国理性主义精神催生了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催生了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必然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土壤中，这是教育强国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内核。中华民族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灿若星河，留下了《论语》《学记》《劝学》等传世经典，儒家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循序渐进、温故知新、知行合一”以及道家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思想，始终是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根脉”。
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教育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突出地体现在中国教育学派的形成和标识性教育学概念命题理论的提出上。近代以来，面对作为“舶来品”的教育学，兼具中西方教育经历的我国知识分子，始终在追求构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在教育学自主知识的建构中，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以及“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思想、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陈鹤琴的“活的教育”思想、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等，都是本土化教育思想探索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教育本质的大讨论，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教育学“一个时代的集体荣耀”，涌现出一大批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从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知识的发展来看，紧扣时代脉搏、发掘传统文化和结合中国实践，是中国教育学彰显原创性和时代性的基本途径。
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等级制度中，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并不算高。1806年，作为“科学教育学奠基人”的赫尔巴特在创立现代教育科学时，将教育学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从而使教育学成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应用领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兴盛，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大举“入侵”教育学领地，教育学从单数的教育学发展成为复数的教育科学，从而引发了“教育学终结”的惊呼。同时，教育学内部分化出课程教学论、德育论、学校管理、教育技术学以及高等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等分支学科。百余年来，教育学在追求科学化的道路上，出现了“内解”和“外化”两种倾向，导致教育学科知识成为“松散的联盟”。教育学知识内部逻辑性和自洽性的不足，直接影响其解释力和批判力的形成，而这也致使教育学屡屡被外界指责为“无用的学科”。教育强国建设所需要的中国教育学必然是“内外兼修”，既保持开放科学的心态，又专注于学科核心知识的建构，以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提升为教育学赢得合法性。
中国教育学知识何以自主
一是在中西关系上的自立。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指出，18世纪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从诞生起，都是围绕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转型期的经验和问题展开探讨的。建立在“理性人”“政治人”和“现代性”等前置假设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科学具有“情境适用性”，不一定适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认识范式。面对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反思教育》等多份重要报告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更加凸显人文价值的重要性。“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能够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社会情感能力调查”大型测评项目，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以成人、以德为先、仁者爱人、立己达人”等思想所强调的。中国教育学知识建构要摆脱“学徒状态”，从依附走向自立，需要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之上。
二是在内外关系上的自主。教育学科“入门易，登堂难”。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教育学科的门槛相对较低。但凡有点教育工作经历或对教育问题有所思考的人，都能够成为教育学知识的建构者。一些高校管理者即便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学科训练，但凭借工作经历也可以成为教育学科的博导。在教育学的学术场域中，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社会关系逻辑常常超越学术逻辑成为支配法则。在学科建设、学位授予、论文发表、课题评审、学术评价和学术会议等活动中，让学术回归学术的呼声日益强烈。为增强教育学的学术自律性，不仅要坚守学术场域的规则，抵御“官大学问大”“学术资本主义”等非学术逻辑的侵蚀，而且要激发内部的学术活力，防止因学术分层和等级结构“板结化”而阻滞学术流动和知识创新。
三是在学科关系上的自强。在学科知识生产中，首先要明晰教育学知识与非教育学知识的区别。每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前提就是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和问题。然而，教育学科的边界相当模糊，其结果是“种了别人田，荒了自家地”，该研究的不研究（学校时空框架之外的教育），不该研究的却去研究（教育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为了给自身的科学化寻找论据，教育学常常把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并且希望“婆婆越多越好”，只要跟教育沾边，“有奶便是娘”，从而迷失在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追求之中。教育学知识自主性的确立，建立在学科意识、学科立场和学科视角的实践反思基础之上。强调学科意识和学科边界，不是走向学科的封闭，而是在于专注学科核心知识的建构，确保学科内部知识的逻辑自洽性，从而为促进人类知识增长作出教育学科独特的贡献。
开放时代中国教育学如何发展
一是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关系。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认为，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但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这么做不是不对，但效果有限。西方文化长于概念思维和理论建构，而中国文化则长于经验思维和比附联想。西方学术理论的强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学术表达，这种表达具有思想的规范性和时空的穿透力。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收益函数、文化资本、教育分层和流动等理论，尽管产生于西方国家，但其影响远远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不重视理性思维、概念表达和理论建构，所取得的经验性认识就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其他地域或文化就没有关注这种知识的必要。在推进中国教育学体系建设过程中，要警惕过度强调特殊性的民粹主义倾向，既要重视本土经验的总结提炼，又要重视公共知识的学术表达，从特殊走向一般，为世界教育学知识贡献中国理论。
二是着力提升中国教育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学的原创性知识源自一批学养深厚且有相同集体经历的学者，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具体教育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叶澜指出，中国教育学理论需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到“具体个人”的转换。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实践观，鲁洁提出“教育的适应与超越”，对“教育万能论”和“教育无能论”等二元对立认识进行了理论澄清。从教育的文化基础出发，顾明远开创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人的发展理论，裴娣娜推动了主体教育实验。“两个结合”推动中国教育学不断提升主体性和原创性，生产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教育学知识。
三是系统化构建中国教育学的话语策略。提升中国教育学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需要进行系统的策略构建。在对中国教育实践的解释上，要抢占话语先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知识生产具有“先占原则”，如果不重视对中国丰富实践的学术“占领”，一旦这些领域成为他人知识生产的“领地”，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会处于被动的跟随状态。此外，当前我国的学术话语表达还较弱，未能产生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和理论知识。因此，要加强中国教育理论的学术表达，形成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中国经验、国际表达”，以对世界教育学知识增长的贡献获得国际认可。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