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兴起的一场重要思想文化运动。早期浪漫主义者敏锐地觉察到现代人类与自然的持续疏离和对立，他们对人类中心论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近代的科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整体性批判，深刻地揭示或者说预见了现代生态危机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根源。以诺瓦利斯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者试图重新唤起一种以情感、精神和具体的感性存在为中心的活生生的自然的形象，以取代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对一种关于自然的单纯的可量化的、排除了一切感性存在的、确定的理性知识的关注；用诗意的言说取代理性的分析和推理，将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的主体对客体的压制关系转化为一种平等的“我—你”关系，恢复自然作为自发的、能动的、创造性主体的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与自然的消亡
早期浪漫主义者将以费希特为代表的主体主义哲学视为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自我”与“非我”的区分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二元区分。对费希特来说，自我的本质是行动，行动受理性和意志的指导，而非我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规定，非我的存在或“非我是非我”完全是作为“我是我”的反设定才能得到理解。因此，非我不具有任何实在性，而自我通过一种永恒的努力来设定非我和非我与自我的统一，从而证明自我本身的绝对性。无论非我是什么，它都只是自我行动的结果。费希特认为，自我的最终任务是通过实践行动，在更大程度上将非我统一于自我。因此，自我应该支配非我是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直接结果。这一观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按照费希特的想法，自然只不过是非我，是依赖于自我设定自我的一种反设定。自然只能被视为在根本上依赖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被动的对象。自然中不可能意识到自我，自然本身也不可能具有任何形式的自发性。这种对自然的理解适用于无生命的自然，也适用于动植物，甚至适用于具有身体和物质性要素的人本身。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早在弗朗西斯·培根那里就已经提出了，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理论使自然在本体论上完全成为自我的附庸。
费希特的观点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过程中所表达的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哲学根源。尽管在许多方面，德国浪漫主义者从费希特的知识学中吸收了很多重要思想，但他们一致批评他对自然的理解。例如，谢林在思考费希特的哲学时就曾经说过，“所有现代哲学都以一种仿佛自然不存在的方式进行”。在谢林看来，费希特的知识学像笛卡尔以来大多数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一样，不能把自然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甚至比笛卡尔更加彻底地取消了自然的本体论地位。诺瓦利斯也同样意识到，只要自然被视为非我，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和它的独立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理解，甚至会遭到基于现代的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计划的毁灭性打击。这尤其表现在诺瓦利斯对现代科学的批判中：“友善的自然在自然科学家的手下死了，留下的只是没有生命的、抽搐的残骸。”
在一个不同的比喻中，诺瓦利斯把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比作一个“石化了的被施了魔法的城市”。因此，科学不可能对自然做出任何充分的断言。这种断言的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处于石化和死亡状态的自然。诺瓦利斯说：“追求真理的一切努力在关于自然的讲演和谈话中只是越来越远离自然性。”所有关于自然的演讲和对话的问题在于它是关于自然的，而自然本身并没有语言，也不参与这种对话。一旦我们谈论自然，它就不再作为自然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人类意识的一个对象，是一个被人的理性的概念、命题和数学的语言重新阐释和建构起来的对象。
诗与自然的内在生命
主体性哲学传统用自我和他者、自我和非我这样一些分离的范畴来描述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区别。诺瓦利斯虽然采用了这些范畴，但是在一个动态的交互关系中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必须既被视为自我，又被视为他者；而自然必须既被视为他者，又被视为自我。这尤其意味着精神的概念不只是为人类保留的，精神也适用于自然。自然和人类一样，都具有能动的、自发的、自我组织的精神层面。这种恢复自然本身的实体性和内在活力的观点使得心灵与物质、精神与自然的统一成为可能。因此，诺瓦利斯拒绝像费希特那样将自然理解为非我。如果自然是活生生的、能动的存在，也即某种意义上的行动者或者“我”，那么我们就不能像费希特那样将自然转化为一种无限异于“自我”的“非我”，而是必须将自然转化为一个“你”——我们能够与之处于对话之中并彼此呼应，因而我们能够在自然中有“在家”之感。“人类并非独自言说——宇宙也在言说——万物皆在言说——无限的语言。”
人类理性的本性有一种通过反思和概念性的思维将自身与感性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自然分离开来的倾向，用纯然理性的语言来言说自然，从而使自然变成了一个无声的他者。诺瓦利斯认为，哲学家和科学家没有能力来聆听自然的言说，因为他们不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一个平等的对话者，而是作为一个全无意识和生命的惰性的物质世界、一个完全受制于主体的客体；只有诗人具有克服这种分离的能力。在诺瓦利斯看来，诗人的一个特征是他对自然的热爱赋予自然更多的灵性：“谁想真正了解自然的心绪，谁就必须和诗人待在一起。在那里，自然敞开她的心扉，倾吐她奇妙的心声。但是，谁若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自然，只是惊异于自然的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并意在从中获取经验，他就只能勤于造访她的病房或者她的尸骨存放所。”
对诺瓦利斯来说，真正的诗人不仅是，或者说主要并不是指一种特定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诗人的主要特征是，他有能力发现自然，这个看似无意识的他者实际上是与“我”相对应的“你”，即另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主体。这种对自然作为“你”的完全承认意味着对自然的爱，也就是在自然中发现了另一个活生生的、能够与之共情的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爱的神秘之处在于它不试图决定对方，而是接受对方的不可规定性，接受对方自身的发展。
在诺瓦利斯看来，不同于科学在追求关于自然的理性认识时将自然固化在理性的确定性之中，诗人能够遵循自然的不可由理性规定的、不确定的、流动的和变易的运动。不仅如此，诗人还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在这种创造性中，他展示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在诗人的体验中，自然就其自身而言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诗人的心灵比自然科学家更加敏感，情感更加充沛，更加富有想象力，他在自然不可分解和不可还原的整体性中来理解自然的现象，他能够表达自然本身试图以某种非理性的形式向我们显现出来，却被理性的思维所消解和掩盖起来的真理。
对自然的诗意言说是对自然本身的言语的聆听，而在这种诗意的言说当中，诗人是将自然作为另一个自我、一个“你”来看待；诗人承认自然具有无法被我们的理性思维所规定的独立性，甚至在对自然的聆听中心甘情愿地舍弃自身的独立性，而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对自然的尊重和同情的完美形式就是“爱”。从诺瓦利斯的意义上来说，爱并不只是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爱之中，人在自然中看到了人性，同样也意识到人性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在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类将自己的所有活动视为自然创造力的表现。因此，人类所创作的诗虽然表面上不同于自然的创造力，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自然本身的表达，是对自然本身的真理的揭示或再创造。
对诺瓦利斯来说，诗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联结的纽带。通过这个概念，诺瓦利斯表达了他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看法：真正成为人、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性存在并不意味着与自然的对立和对自然的支配，而是在诗意的言说中聆听自然的语言，恢复因主体性的反思哲学和科学解释而被打破的一种普遍的和谐：“诗通过使一物与整体中的其余部分的特定结合提升了每一个单独的事物——如果是哲学首先通过它的立法为观念的积极影响准备了世界，那么，诗可以说是哲学的关键，它是世界的目的和意义；因为诗塑造了美丽的社会——世界大家庭——美丽的宇宙之家。”通过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与一种无限的积极的创造力的观念重新整合起来，浪漫主义者拒绝了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人类相对于自然的主导地位。
现代经济与生态危机
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关键点是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态度如何考虑或影响自然。诺瓦利斯非常清楚这个实际问题的重要性。诺瓦利斯并不是封建小农经济和行会制度的拥护者；相反，他充分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的创造性和它在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形成方面的积极作用：“商业精神就是世界的精神。这是它们之中最灿烂的精神。它使一切都运转起来，并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它唤起了国家和城市、民族和艺术作品。它是文化的精神，是人类的完成。”每当商品被发明和生产出来，经济就成为人类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只要经济活动需要讨价还价和贸易，它就是交流的手段和原因，是接近他人和与他人交换的方式。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经济关系受到一种相互需要和共属一体的爱的精神的支配时，这样一种诗意的经济将使经济与自然的和谐成为可能，而整个经济过程将成为自然本身创造力的表现。
不过，诺瓦利斯清楚地认识到，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所隐含或者预设的贪婪的人性、私有财产的观念以及自利的基本倾向，与诗意的经济是完全不相容的。它阻碍了人类和社会的完善，使人类难以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成为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诺瓦利斯在他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尔丁根》中展示了世界的和谐秩序是如何被贪婪摧毁的。如果一个人被贪婪所统治，他就会站在所有和谐之外，与爱和诗意的生活发生冲突。此外，在诺瓦利斯看来，私有财产的观念导致对自然的漠视，并最终导致占有者本人的毁灭：“大自然不希望被某一个人独占。作为财产，自然变成了一种邪恶的毒药，驱走宁静，使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毁灭性地贪恋对万物的权力，带来一系列无尽的忧虑和狂野的激情。因此，自然暗中破坏占有者的土地，使它很快塌陷并埋葬他，这样她可以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从而逐渐满足她属于每个人的倾向。”
诺瓦利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观点源自他的哲学思想，即自然被理解为“你”。“你”作为另一个活生生的“自我”不能作为财产被占有，可是当现代人将财产权的观念强加于自然之上时，自然确实变成了一个只能被人的理性所描述、计算和支配的“非我”。作为“你”的自然需要得到尊重和承认，这种尊重和承认的完美形式是爱。对诺瓦利斯来说，理想的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完美和谐，是基于爱的理念。很明显，爱的对立面是纯粹的自利。自利与诗意的经济是不相容的。然而，在诺瓦利斯时代，自利却越来越被视为所有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本质。事实上，自利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和现代经济思想的基础之一。
现代经济尽管在发明和生产方面似乎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却不能称之为诺瓦利斯意义上的诗意的经济。它的创造力没有对自然的尊重和承认，它没有与对自然的热爱相结合。它不是把自然当作一个“你”，而是当作一个“非我”。因此，从诺瓦利斯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的创造并没有导致人类与自然的融合，而是导致了对自然的漠视和压迫。现代经济生产的基础不是热爱自然和以自然为导向，而是以自利和收益的最大化为导向。因此，人类迷失在无休止和无意义的消耗自然、扩大生产、增加收益的进步强制当中。就此而言，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本身就构成了现代生态危机问题的一部分。
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随之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反思越发具有了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诺瓦利斯对现代生态危机的浪漫主义反思不是怀旧的或者乌托邦式的。相反，他充分认识到现代科学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并试图通过对其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揭示被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合理性模式所掩盖和歪曲的人性以及自然本身的内在生命力，从而为我们思考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提供了一个独特且发人深思的洞见。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