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与悖论

　　当我们谈论“后人类”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数字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芯片植入、意识存储、星际旅行等技术性话题，但吊诡的是，大家谈论的“后人类”其真实所指经常不同。有人谈的是“非人类”，“人类终将会被抹去，就像海边沙滩上画的面孔一般”（福柯语）。“后人类”指的是人类消亡之后主宰世界的其他生命或者某种类生命形式，比如外星人、机器人。有人谈的是“超人类”，即具有超越现在人类能力的人机结合体，也就是“赛博格”。哈拉维意义上的“赛博格”将“后人类”导向依赖科技无所不能的“超人”和“上帝”。还有人谈的是“新人类”，将“后人类”泛化为技术化时代的所有人。他们认为，既然人人都拥有电子媒介或者网络媒介的义肢，那么人人都是“后人类”。由此可见，我们谈论的“后人类”，其实对应已然、可然和未然三种情形，分别指向现实中的所有人、部分人和幻想中的外星人。这种吊诡的“后人类”所指其实是在提醒科幻电影研究者一个前提性问题：究竟该如何界定“后人类”？在《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中，“后人类”其实是对以上三种所指的综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

　　在科幻电影研究中，“后人类”的吊诡所指很容易导致种种悖论。比如学者们所标榜的“后人类”的三大旗帜：“反人类中心主义”“反人文主义”“反本质主义”，它们会因为“后人类”的所指不同或者所指含混导致一种严重的悖论主义。以“反”标“后”的学术初衷最后经常让人看到明“反”实“正”的宿命结果，“后”并不必然对应于“反”，“反”也不一定是“后”的标签。在黄鸣奋看来，所谓“反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包含食物悖论、能源悖论、智能悖论、医疗悖论等多重维度。在科幻电影中，这些悖论一言以蔽之，都是科技悖论。正是这一科技悖论，让科幻电影比现实更烧脑，更具备集中性的人文反思意义，让科幻电影相对其他电影类型更加体现出实与虚、真与假、科与幻等方面的融合之美和纠缠之美。

　　地质学家和生态学家其实早就反复提醒我们，我们正处于如火如荼的“人类世”，而非尚不明朗的“后人类”时期。“人类世”的深刻特点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环境巨变，在“人类世”思考“后人类”问题，一方面具有前瞻性意义和未来学意义；另一方面也容易带来混淆现实与未来、真实与虚幻、自我与他者、具身与离身、有机与无机、科技与想象的悖论性结果。而恰恰是这种充满悖论性的研究与思考导向了一种悖论的辩证法，充满属于“后人类”话题特有的新的人文性。

　　拓新与转向

　　《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除了具有一种悖论性的人文性之外，还具备多方面的拓新与转向意义。首先表现为从后人类伦理到后人类生态的转向。在黄鸣奋的科幻电影研究前序成果中，《后人类伦理》是最厚重的一部，篇幅长达85万字。该书从“生命：科幻电影创意的社会层面”“衍化：科幻电影创意的产品层面”“场景：科幻电影创意的运营层面”三个大的层面进行科幻电影的“后人类伦理”研究。之所以能写成这样一部皇皇巨制，除了与研究者本人多年的沉浸性研究与相关学养有关，还与“后人类伦理”话语本身巨大的言说空间和“伦理”一词本身的开放性有关。相映成趣的是，“后人类”视域的科幻电影研究，已有成果绝大部分其实都聚焦于“伦理”问题，即科幻电影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以“后人类生态”新视角拓新而出，一方面克服了“后人类伦理”研究容易将“伦理”泛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聚焦了“人类世”尤为突出、亟待研究的“人与环境”关系问题。

　　其次表现为从现实生态到科幻生态的拓展。黄鸣奋的科幻电影研究，不仅重视从鲜活的文本和案例中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提炼，还非常重视将现实本身与科幻电影进行关联研究。作者认为，“科幻电影中的生态主义和现实背景中的生态主义是相互呼应的”，在相关科幻电影各种充满奇观性和想象力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生命中心论、动物权利论、深层生物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生态主义主张。同时，作者并没有将现实生态等同于科幻生态，他高屋建瓴地总结出科幻电影的生态主义其实具备“宇宙性”“灾变性”和“悖论性”三个核心特征。这种既注重现实关联又强调关键区别的科幻电影研究方法，显然是辩证而客观的，同时又因高出于那些纯粹的文本分析研究而具备创新价值。

　　最后表现为从自然生态到精神生态的延伸。“生态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态学”关注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关系和物质关系，广义的“生态学”将生态的外延由物质领域扩展至精神领域，关注社会和心理维度的生态问题。《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不仅关注狭义的自然生态问题，还关注广义的精神生态问题，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理生态和生态格局四个部分展开科幻电影的“后人类生态”研究。应该说，从自然生态到精神生态，这样一种系统化的、视域开阔的生态研究更加符合科幻电影的发展实际。因为科幻电影涉及的主题并非只局限于自然生态领域，大量科幻电影涉及社会生态、心理生态以及生态格局的各种问题。科幻电影研究需要立足于科幻电影发展实际的“大生态”，而不能屈就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小生态”，正是在这一维度，该著作视域显得更加宏阔，同时又更加符合实际。

　　生态与系统

　　黄鸣奋所关注的“后人类生态”，是“非人类”“超人类”和“新人类”的综合，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理生态和生态格局的系统考察。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中的生态理论其实传承和利用了系统论的观点，这一点恰恰与西方从事“后人类”研究的主流学者相一致。西方的“后人类”理论，正是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基础上传承创新的结果。

　　“系统论”虽然来自自然科学，但它具备哲学属性，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人类世”思考科幻电影的“后人类生态”问题，必然需要一种系统性思维。在黄鸣奋看来，“后人类生态”理论的精华其实就是视宇宙和世界为一个大的系统，这个大的系统又由各种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作为整体由局部构成，局部之和不等于整体，每一局部要素对于整体的意义都是同等重要的。在科幻电影研究中，应该将科幻电影建立的角色宇宙、故事世界视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分析其中显在或隐在的各种关系。

　　以“系统”看“生态”，不仅是该书进行具体文本分析的方法，还是该书搭建论述框架和运用理论工具的一种态度。从自然、社会、心理三个维度去搭建“后人类生态”的论述框架，其实就是一种系统性思维。黄鸣奋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一直就在追求构建某种系统性的理论范畴和话语体系，如果把学术研究比作盖房子，黄鸣奋盖的多是体量庞大的学术大厦。他以一己之力为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写史，完成皇皇六卷本300万字巨著《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还在其沉浸多年的数码艺术研究领域完成四卷本300万字理论巨制《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他还在2017年完成紧追前沿的三卷本100万字巨作《位置叙事学》；在2021年出版200万字巨著“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卷本）”之《危机叙事》《后人类伦理》《黑镜定位》。这些体大精深的学术巨制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生涯。阅读这些学术巨制，读者除了能感受到作者愚公移山般的学术毅力、创新不止的治学精神和上下求索的学术态度，还能尤其鲜明地体会到作者一以贯之的系统性思维。他往往能在其专著中运用系统性思维，搭建起一个逻辑严密、自成系统的宏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又建构出原创理论范畴进行系统化的论证。比如他提出的“传播九要素”理论，包含主体、对象、中介、手段、内容、本体、方式、环境和机制九种要素，既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逻辑系统，又具备较强的方法论意义。比如他提出的“位置叙事学”理论，是由“位况”“位量”“位联”“位辞”“位拓”“位能”“位宜”“位透”“位形”九大概念构成的原创理论体系，在进行科幻电影的叙事分析时也十分管用。再比如他近年来在系列新著包括《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中提出的科幻电影研究的系列理论范畴和分析模式，其系统性与原创性无疑极具“中国电影学派”意义。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