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提出了“在增加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同时，更好发挥各方积极性，创新教育服务业态，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因此，只有不断拓宽教育供给渠道，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教育发展和治理，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承担着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当前，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力量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生力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通过资金援助，对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或者特殊群体进行经济扶持，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还可以通过提供合适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充分挖掘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让帮扶对象增添本领、增加收入、增强信心。因此，吸引、规范和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巩固教育扶贫成果，补齐教育发展短板，是完善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做法，也是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具有资源汇集效应。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可能会导致家庭贫困学生失去教育机会。行业、企业、非政府组织、校友会、理事会、智库等社会力量利用筹资、捐赠、资助等手段，整合社会组织内外部资源，以设立奖助学金、提供志愿服务、援助法律事务、建设教学场馆、建立就业创业基地、招聘勤工助学岗位和赞助校园文化活动等形式进行教育援助。这种以教育补偿为主要形式的“扶教育之贫”，其实质是聚集优质资源，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缓解教育投入上的巨大压力，提高教育效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校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元的教育服务。此外，社会力量特别是一些带有行业协会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内部人员大多是由一群有名望、有情怀、有担当的专业人士和一批饱含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组成，他们参与教育扶贫，不仅能够在资金上给予援助，更能够把教育补偿和能力补偿结合起来，为资助对象带来创新思维和活力。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具有赋能助力效应。由机会公平向过程公平发展是教育公平的必然趋势。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在政府“供给”机会基础上，让每个家庭贫困学生有平等入学的机会；另一方面，需要学校面向个体“需求”，让每个学生获得适合自身的教育，真正从“有学上”向“上好学”和“就好业”转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表现出的灵活性具有政府和高校不可替代的优势，不仅可以让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且可以通过自身资源优势让该群体得到应有的历练，从而实现能力补偿，提高受资助群体的整体素质。新加坡华裔实业家、江苏省慈善总会名誉会长陶欣伯先生创办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助学宗旨是“遴选从农村、边远地区出来的有志青年，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通过高校和基金会的帮助和赋能，使他们有能力以切实的步骤构造连接乡村和城市的桥梁，以回馈基层社会”。该基金会借助社会组织的特点和优势，提供经济赋能、心智赋能、学业赋能、实践赋能和创业赋能五个维度的助学实践项目，与合作学校协同培养和提升受助学生的认知力、学习力、沟通力和创新力，在实现从“扶教育之贫”到“依教育扶贫”转变中展现出新作为。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具有主体协同效应。当前学校对资助对象的供给困境，其实质在于缺乏对学生教育管理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无法提供精准有效的供给。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其本质是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对教育事务进行共同协商和共同决策，达到“需求侧”和“供给侧”协同联动，是促进教育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当前，由于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教育对象的差异性、教育内容的复杂性等现实问题，使得学生管理难度不断加大，教育教学方式不断更新，成长成才服务内涵不断丰富，学校、市场元素和社会组织在高校事务治理过程中应协同供需要求，协同表达制度、协同创新方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多维决策模式协同和多种供给方式协同的学生事务治理模式，最终化解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矛盾，保持良好的合作氛围，真正形成协同育人的教育目标。此外，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创新优势和沟通优势，在参与学校事务治理过程中要注重作用的互补性，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最大程度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不断增强供给的适应性和服务的灵活性，扩大社会组织的教育内容和教育领域。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具有平台构建效应。社会力量的多样性也带来了平台多样性的特点，仅以参与教育扶贫的社会组织来说，有关注学校事业发展的校友会，有资助贫困学生群体的慈善组织，有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行业企业，还有援助学生成长成才的救助中心。这些社会组织拥有丰富的资源力量、独特的育人平台，分散在不同行业，分布在不同区域，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的优势，形成不同类型的平台和组织，建立快速稳定的互动沟通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有效推动社会优质资源高效利用。当前，大多数参与捐资助学的社会力量围绕学生能力提升和发展需求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实践，注重与素质拓展培训机构、企业管理咨询机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创新创业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形成不同类型的资源共享平台，助力受助学生成长成才，从而实现受助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教育目的。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与戴顿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精锐教育等高校或社会机构形成育人联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社会资源与其他社会机构协同开展工作。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关切和期盼，需要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加入脱贫攻坚之中，让教育更快地在亟须发展的贫困地区萌生力量。社会组织既有平台优势和资源优势，又有组织优势，他们参与教育扶贫，已经从注重学费援助、设施捐助等“硬公益”转向对贫困地区学生成长成才的“软服务”，逐渐从“扶教育之贫”发展到“依教育扶贫”，此类造血式教育扶贫可以激发受助群体的内生动力，使部分贫困家庭减贫脱贫。因此，应当通过制度规范和政策激励，引导和支持更多规范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巩固教育扶贫成果中来，逐步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治理合作共同体，形成治理生态链，使不同社会组织在不同的生态位中发挥主体作用，形成一批可辐射、可示范、可推广的好模式和好典型，最大化地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让更多受助学生享有更充分的教育服务和更高满意度的教育资源，从而更好地保障教育公平。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