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教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转型经济学。

　　我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感谢你们在此时此刻邀请我参加这个非常重要、非常有趣的会议。在过去15—20年里全球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在未来还将产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而作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全球价值链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基础设施建设

　　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当前，全球体系变革为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挑战，使其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对于新兴经济体获准加入全球生产至关重要。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价值链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但全球价值链只在个别发展中国家得到升级。在一些国家，它们更趋近于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因此对制成品的投入日益增多，这正是中国的做法，即扩大中间产品生产。印度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印度更注重升级个体效能，提升单项作业的技能含量，引进信息技术等。但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或下游移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好坏，重要的是在价值链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能最大程度提升生产率，而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国家与行业。结果是一些国家成功地向上游攀升，另一些国家成功地向下游移动。其中，中国致力于将扩大中间品生产与提高科技含量相结合，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在高科技制造方面的贡献日益显著。这离不开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以中欧铁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发展，为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优越条件。因此，当一国想要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来获得经济增长时，必须充分考虑基础设施质量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作为必要条件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一国出口的产品越复杂，其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就越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先后经历了封城和经济重新开放，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目睹了大规模错位和冲击。正是各国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引发了需求增长，造成了全球价值链中断。此外，贸易局势紧张、数字技术变革等都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围绕是否会出现更短的全球价值链这一话题出现了很多争论，但我认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太多这种情况。也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全球价值链缩短的情况，但总体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这一点。

　　零碳转型：未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影响因素

　　零碳转型将影响生产内容、生产地点以及生产方式，不仅会促使政府，还会促使消费者、利益相关者采纳或参与零碳转型政策，因此是迄今为止对未来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零碳转型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生产有助于真正维持全球价值链的运行。如果某一国家或地区能够给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头企业提供去碳化的机会，那它就能吸引这类投资。这将是未来全球价值链在何处产生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参与者，一方是这些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头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在整个价值链上对碳进行强制定价，尝试在生产和投入中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计价，采用价值链内的通用标准或跨价值链标准。因此，为了提高数据透明度，政府、利益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环保组织会要求每个企业公布碳排放量，甚至将整个全球价值链的碳足迹透明化，金融市场也将施加更多压力。另一方是那些想要吸引全球价值链投资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去碳化机会，利用可再生能源，拥有环境友好型和循环的经济生产，采用高效和有效的多式联运绿色交通系统，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增强竞争力，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总而言之，气候智能型发展有助于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包容性转型机会，全球价值链则可以成为实现零碳转型的重要手段和补充选项，并最终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这方面，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成为各国及各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它们不仅可以帮助各国和各行各业制定有利政策，促进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协调，还将在推动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零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