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全球碳减排面临鸿沟、气候治理面临赤字,各国致力于抗击疫情、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如此宏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彰显了中国全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战略定力。
战略性矿产资源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低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以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发展转型为代表的新一代绿色低碳资源技术革命,例如电池、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系统等,对战略性矿产资源锂、钴、稀土等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未来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保障攸关我国两个低碳目标的实现。
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及地方发展规划,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碳汇等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已实现对外承诺的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3%,比2005年提升7.9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509万公顷和51.04亿立方米,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但也应看到,我国作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大国,面临同根同源的环境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仅靠末端治理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必须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地结构和交通结构等深度调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一致。由化石能源消费大国转型为绿色低碳发展大国,既是国际责任,又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中国提出两个低碳目标,正是明确了当下及未来经济要走绿色低碳复苏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如何塑造中国绿色低碳这项长期核心的竞争力,引领世界能源经济变革的潮流,谋求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站位,意义深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国际市场竞争日趋复杂,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内情况,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都面临诸多复杂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冲突越来越具有与自然资源的地理、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特征,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构成潜在不稳定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促使了全球各国对这类资源稀缺的担忧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我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制约趋紧,国内矿产资源开发收缩,进一步增加对国际矿产品依赖,资源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大。
协同绿色低碳转型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
把握新机遇、适应新要求,协同推进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实现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也是兑现大国责任担当的战略选择。
第一,以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实现为导向,协同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主动参与全球矿产与环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一方面,要将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为维护战略性矿产安全与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打通国内战略性矿产勘查、开采、冶炼、加工、利用、回收与储备等各个环节,提升战略性矿产供应保障的自主性,通过战略性矿产的开发利用,引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转型。充分发挥大国市场的创新激励作用,进一步加大重大基础创新自主研发力度,不断挖掘战略性矿产资源在两个低碳目标实现中的应用价值与应用范围,伸展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资源的深度综合利用,增强供应链韧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全球矿产与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配置力。筑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矿产贸易、矿产品深加工及分工等方面业已形成的紧密互利合作关系,促进绿色低碳“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绿色低碳供应链产业链。尤其是确保战略性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与发展,不断强化我国在“共轭环流”中的枢纽地位,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环流,并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中高端攀升,积极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
第二,以产业政策引入与创新、全产业链管理为手段,为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必须突破以数量或规模、成本为目标的市场供给范围,全球能源转型驱动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渗透到产业经济和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领域,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生态环境约束也已成为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投射空间。国家间资源市场竞争的本质也转向了产业政策竞争,完善的产业政策的宏观目标就是保证产业链稳定安全和竞争优势,让市场得到国家力量的有效支持。产业政策不仅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科技创新方向,决定了其如何转化为市场应用、如何形成“技术研发—市场应用”的循环,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从而形成隐形的“博弈力量”。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有机结合,不断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着力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和开放监管能力,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构筑安全防线。建立涵盖战略性矿产勘查、开采、冶炼、加工、利用、回收、储备和市场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细化覆盖权益维护、勘查开采、技术研发、利用保护、国际贸易、海外供应等全过程应对策略,重构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政策体系与创新体系,需要优化资源生产环节、创新资源贸易与合作机制、引导资源消费取向、构建储备机制。
第三,以绿色金融为视角,布局能源转型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为实现两个低碳目标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协同发展的深度关联提供金融支撑。长期以来,国际能源与矿产品市场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美元指数与资源价格紧密相关,维护战略性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成本非常高。通过绿色金融与政策工具创新,改善可再生能源市场地位,提高生产者消费者对低碳原材料及产品的偏好,系统降低能源转型成本,推动战略性矿产产业链向能源转型领域进一步凝聚和延伸。
重塑战略性矿产资源价值链,创造能源转型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两者协同发力的成本效益机会与有利于绿色溢价的条件,将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潜在的政策工具,在采用传统成本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同时加入碳排放标准,可从整个价值链(包括其供应商和全生命周期视角)减少直至完全消除碳排放。推进形成包括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能源资源金融发展综合框架,重点提升包括战略性矿产资源在内的矿业集资与低碳化发展能力以及投资市场对矿业与能源转型的整体关注度。要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国际化及竞争力,推动碳排放权、矿业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形成与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相协调的政策激励措施,并通过政策合规和监管执法促进政策落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战略性三稀矿产资源供给风险治理机制研究”(19ZDA1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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