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入，中国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出现深度调整，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逐渐式微。一方面，国际形势严峻，面对发达国家的掣肘、“制造业回流”以及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相崛起，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遭受“双面夹击”；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企业尚存在大而不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迫切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因此，探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陷入“低端锁定”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并找到破局路径，是实现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跃升的关键所在。

　　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深层次原因

　　一是对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中，中国凭借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被动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可获得的附加值十分有限。例如，2010年一部苹果手机的总价值中，中国获得的增加值收益只占2.3%。另一方面，由于可以直接进口国外的高质量高技术中间投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优质中间品的动力不足。例如，在中国半导体行业，3C生产商的崛起加上互联网信息技术时代的呼吁，极大地增加了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但国内企业供应量匮乏，仅占到国内市场需求的1/5，在此情形下企业对集成电路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高。

　　二是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弱。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与外商投资的引入，使得技术溢出效应给许多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带来技术进步。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成功实现从外溢技术到本国创新的转变，取决于其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强弱。一般而言，较为扎实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有助于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外溢，并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创新成果。同时，研究发现，企业的吸收能力需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才能将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外溢效应转化为自主创新的动力。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已遍及全球，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还存在吸收能力不足以及良莠不齐的问题。以我国的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存在技术引进规模大但技术吸收能力弱的特点，虽然中日韩的汽车产业都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一模式成长起来的，但是日韩两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强的自主研发与国际品牌优势，而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的全方位、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后，还是无法达到国际竞争的前列，“以市场换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到了“以市场换利润”的直接效应，自身的吸收能力不足仍然掣肘着中国汽车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速度。

　　三是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美国杜克大学的格里芬教授最早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五种模式，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最典型的就是“俘获型”模式。当发展中国家被动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初期，发达国家为实现全球最优资源配置，除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优势外，也会主动输出一定的技术和标准，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适应价值链分工的需要。但是，当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时，便会遭到跨国公司或大购买商的“俘获”，它们不仅会利用市场势力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攀升实行阻截，还会通过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控制当地企业的专用资产以限制其自主研发，从而牢牢将企业困在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使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无法成为可能。

　　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可能路径

　　根据前述分析，要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有三条可能路径。

　　第一，通过延长国内的价值链，减轻对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丰田汽车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到本国进口外汇的限制，丰田无法从美、德等国购买专业的零部件，面对战后不断增长的需求，丰田只能联合其上下游的企业来构建自己的供销网络。丰田通过构建具有共同命运的生产网络，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延长国内价值链，逐步生产进口中间投入的替代品，降低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延长价值链可以从三个方面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首先，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企业价值链的延长有力地促进了其融入价值链的程度，增强了企业在国际垂直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必然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激起企业创新，助力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其次，促进产业集聚。延长国内价值链会使企业形成更高水平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间联系与资源整合能力，成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最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由于供应链企业的“赊销赊购”关系密切，更长的国内价值链将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资金链，继而降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风险，为企业实现技术升级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

　　第二，引入竞争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吸收能力提升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虽然在技术引进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消化、吸收方面还略显不足。本土企业若能提升全球价值链中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必然会在技术跨越中实现“低端锁定”的破局，而竞争机制这一“鲶鱼”的引入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竞争机制。一是提升国内企业的异质性产品生产能力，并强化产业链上的协同效应发挥。通过强化异质性生产能力，使企业在竞争中更具比较优势，并通过协调合作，互相弥补企业间的资源与市场信息，从而在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嵌入价值链的过程中提升国际影响力。二是消除市场分割，增强区域间竞争，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社会创新”锦标赛加强市场对企业创新的引导作用，强化落实以创新为导向而非仅以GDP为目标的地方绩效考核制度，并根据地方产业特色优势营造“求新求异”的创新竞争环境。三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从源头上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最优的保护屏障。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与保证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基本原则，设计监管与竞争协调运行的知识产权机制，促进我国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强化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实现战略发展的意识。

　　第三，构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体系，逐步从价值链分工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当前全球化生产网络围绕地区“中心”而形成，通过构筑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产能合作体系——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体系并将其整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既可以将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引进从美国布局到韩、日、欧等地，从而降低外部风险，又可以将部分优势产业和产能转移到沿线国家形成优化配置，在区域价值链的核心位置发挥其“内外联通”的枢纽作用，推动我国价值链升级。该合作模式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包容化的嵌套型分工体系。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中，中国可以搭筑好自身高端、低端产业链的衔接，并打通南北国家的产能合作。虽然该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但是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既囊括了更多的国家又缓解了传统发达国家“不稳定”的主导。二是个性化的异质性参与主体。在新型贸易模式（跨境电商、自贸区等）崛起的背景下，各国培育个性化产业以增强国际竞争力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可以通过进口各国优势产品助力优势产业的发展。三是合作化的国际企业载体。通过与沿线国家本土的大企业合资经营，可以在复杂投资环境下降低风险，并优化当地产业竞争格局。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