紬绎四书启关钥
——评《关学四书学研究》
2023年03月28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28日第2619期 作者:魏冬

  关学从其宗师张载开始,即有浓厚的经学传统。这里所谓的经学,当然不仅仅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而是指“六经”。如《宋史》所说,张载之学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以礼为的”。结合张载的行状和著作,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对《礼》《乐》《诗》《书》《易》《春秋》都很重视。其弟子吕大临,也极为重视经学,尤其是礼学。到明清时期,虽然“四书学”已经形成,但六经的观念对关中学人的影响还是很深,如韩邦奇就极为重视律吕,著有《苑洛志乐》,具有为“乐经补亡”的性质。与他同时的马理、吕柟等人也是如此。然而,并不能由此说关学学派不重视“四书”。实际上,在张载那里,除了重视《论语》《孟子》外,对《大学》特别是《中庸》也极为重视。虽然当时完整意义上的“四书”尚未建立,但张载的这种倾向,无疑为后来程朱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表出而与《论语》《孟子》并行,开启了一定的先声。

  自朱熹《四书集注》之后,“四书”的地位正式确立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明清时期的关中学人,也不可避免地在朱子学的氛围下开展“四书学”研究。通过明清时期关中学人如吕柟的《四书因问》、冯从吾的《四书疑思录》、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等二十余部著作,不难看出“四书学”在关学经学体系中的卓绝地位。据此而言,从“四书学”的角度开展对于关学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必要的。李敬峰教授所著《关学四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即是从“四书学”角度推进关学研究,同时也是从“关学”维度充实“四书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首先,该著提起“关学四书学”,或许有点“旧话重提”的意思。实际在他之前,已经有龚杰、朱汉民等先生提及“关学”中的“四书学”,龚杰还以“四书”作为张载思想的主要经典根源。但对于这种观点,学界未必能予以充分认同。此次“旧调重弹”,重新提起“关学四书学”这一话题,其意义究竟何在?通过该书与以往学者的比较,可以看出:以往对“关学四书学”的探讨,往往是个案性、片段性的研究,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较少。即使我们肯定“四书”与张载之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关学并不完全等于张载之学。“四书学”在整个关学源流中的地位、影响和特征究竟如何,这一问题正是《关学四书学研究》极为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作者从对关学文献的梳理做起,以关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同时又“左顾右盼”,注意同一时期关学学人与异地学人“四书学”的比较研究。这种“既要赶路,又要看风景”的姿态,无疑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也体现了关学研究既要注意地方性,同时又不能脱离全国学术发展大背景的要求。

  其次,从《关学四书学研究》的结构上看,体现了作者以往“史思结合”,既注重文献研读,又注重思想阐发的研究特征。全书始以“导论”,阐明研究“动态”与“旨趣”,然后以“史”为线索,分为四部分,逐步彰显关学四书学的重要成果和进程。其一,“酝酿与草创”,介绍了北宋时期的关学四书学;其二,“式微与存续”,介绍了金元时期的关学四书学;其三,“中兴与多元”,介绍了明代的关学四书学;其四,“鼎盛与终结”,介绍了清代的关学四书学。每个标题,正好概括出这一时期关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关学四书学的时代特征。而最后一章,则归之以对关学四书学的创获与局限的评价。如此,不仅张载、吕大临、金元诸先生,乃至王恕、吕柟、冯从吾、王徵、李二曲、王心敬、王建常、王吉相、孙景烈、王巡泰、刘绍攽、张秉直、刘古愚、牛兆濂诸先生的“四书学”特征都得以展现,而且凸显了关学在不同时代的境遇,以及不同学术渊源下“四书”诠释的个性与特征。简而言之,《关学四书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一部以“四书学”为视域的“关学思想史”。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该书对“关学四书学”发展历史的反思与评价。该书第五章指出,“关学四书学”的学术特质在于“独研义理,不事训诂”“不重举业,轻视制艺”“通经致用,摈弃空谈”“不拘门户,汇通诸派”“‘心解’释经,独证独创”;亦指出“关学四书学”的学术价值在于:“深化对关学建构的文本依据与学术渊源的理解”“以个案的形式佐证关学有史”“充实和拓展关学乃至宋明理学的研究”“丰富和推进中国四书学史的研究”;进而指出,“关学四书学”的局限在于:“体例单一,发展受限”“不拘经文,肆意解经”“偏重于形下世界的建构”“较少注重对宗师张载思想的直接承继与阐扬”。客观言之,作为一名关学研究者,要对“关学”作出“客观”评价或者指出其“局限”,无疑是需要理性和勇气的。该著对“关学四书学”的反思与评价,我也有与之“异曲同工”的认识。在我看来,关学既有“重义理,轻训诂”“重形下,轻形上”的特征,也“不重举业”“不重制艺”。然而,如果将“关学四书学”与关学的经学结合起来,能够看到的恰恰不是他们“肆意解经”“偏重形下”的缺陷,而是他们注重个人自得、注重道德践履的儒学真精神。明清关学学人对张载之学的继承与弘扬,重心也不在其思想方面,而在于张载的精神与学风。在我看来,精神层面的继承与弘扬比对思想层面的固守更为重要。正因为关学学人能真正理解和继承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和开放兼容、躬行实践的学术“真精神”,才没有陷入训诂词章、科举功名的窠臼之中,才能在时代的流变中继承创新、传承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主张“经学虽然不是关学的全部内容,但绝对是其核心架构”。对此,笔者深表认同。以往对关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张载、吕大临、冯从吾、李二曲等少数学人,且多留意于关学中的易学传统,而对包含“四书学”在内的其他经学传统的研究甚少观照。我相信该著能够引起学界对关学经学的重视,从而将关学的经学面向更多提揭出来,进一步打开和丰富关学研究的视界。当然,“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关学四书学研究》亦略有不足之处:一是在史料的择取上,似乎还未穷尽,如晚清民国时期的孙迺琨,其著有《大学讲义》《中庸讲义》等四书学著作,作者并未将其纳入专著当中,实有遗珠之憾;二是对海外最新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金正业的专著《张载的气论》等,未给予足够的观照和借鉴。尽管如此,该著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可谓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关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研究,相信其会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关学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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