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从其宗师张载开始，即有浓厚的经学传统。这里所谓的经学，当然不仅仅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而是指“六经”。如《宋史》所说，张载之学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以礼为的”。结合张载的行状和著作，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对《礼》《乐》《诗》《书》《易》《春秋》都很重视。其弟子吕大临，也极为重视经学，尤其是礼学。到明清时期，虽然“四书学”已经形成，但六经的观念对关中学人的影响还是很深，如韩邦奇就极为重视律吕，著有《苑洛志乐》，具有为“乐经补亡”的性质。与他同时的马理、吕柟等人也是如此。然而，并不能由此说关学学派不重视“四书”。实际上，在张载那里，除了重视《论语》《孟子》外，对《大学》特别是《中庸》也极为重视。虽然当时完整意义上的“四书”尚未建立，但张载的这种倾向，无疑为后来程朱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表出而与《论语》《孟子》并行，开启了一定的先声。
自朱熹《四书集注》之后，“四书”的地位正式确立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明清时期的关中学人，也不可避免地在朱子学的氛围下开展“四书学”研究。通过明清时期关中学人如吕柟的《四书因问》、冯从吾的《四书疑思录》、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等二十余部著作，不难看出“四书学”在关学经学体系中的卓绝地位。据此而言，从“四书学”的角度开展对于关学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必要的。李敬峰教授所著《关学四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即是从“四书学”角度推进关学研究，同时也是从“关学”维度充实“四书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首先，该著提起“关学四书学”，或许有点“旧话重提”的意思。实际在他之前，已经有龚杰、朱汉民等先生提及“关学”中的“四书学”，龚杰还以“四书”作为张载思想的主要经典根源。但对于这种观点，学界未必能予以充分认同。此次“旧调重弹”，重新提起“关学四书学”这一话题，其意义究竟何在？通过该书与以往学者的比较，可以看出：以往对“关学四书学”的探讨，往往是个案性、片段性的研究，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较少。即使我们肯定“四书”与张载之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关学并不完全等于张载之学。“四书学”在整个关学源流中的地位、影响和特征究竟如何，这一问题正是《关学四书学研究》极为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作者从对关学文献的梳理做起，以关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同时又“左顾右盼”，注意同一时期关学学人与异地学人“四书学”的比较研究。这种“既要赶路，又要看风景”的姿态，无疑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也体现了关学研究既要注意地方性，同时又不能脱离全国学术发展大背景的要求。
其次，从《关学四书学研究》的结构上看，体现了作者以往“史思结合”，既注重文献研读，又注重思想阐发的研究特征。全书始以“导论”，阐明研究“动态”与“旨趣”，然后以“史”为线索，分为四部分，逐步彰显关学四书学的重要成果和进程。其一，“酝酿与草创”，介绍了北宋时期的关学四书学；其二，“式微与存续”，介绍了金元时期的关学四书学；其三，“中兴与多元”，介绍了明代的关学四书学；其四，“鼎盛与终结”，介绍了清代的关学四书学。每个标题，正好概括出这一时期关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关学四书学的时代特征。而最后一章，则归之以对关学四书学的创获与局限的评价。如此，不仅张载、吕大临、金元诸先生，乃至王恕、吕柟、冯从吾、王徵、李二曲、王心敬、王建常、王吉相、孙景烈、王巡泰、刘绍攽、张秉直、刘古愚、牛兆濂诸先生的“四书学”特征都得以展现，而且凸显了关学在不同时代的境遇，以及不同学术渊源下“四书”诠释的个性与特征。简而言之，《关学四书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一部以“四书学”为视域的“关学思想史”。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该书对“关学四书学”发展历史的反思与评价。该书第五章指出，“关学四书学”的学术特质在于“独研义理，不事训诂”“不重举业，轻视制艺”“通经致用，摈弃空谈”“不拘门户，汇通诸派”“‘心解’释经，独证独创”；亦指出“关学四书学”的学术价值在于：“深化对关学建构的文本依据与学术渊源的理解”“以个案的形式佐证关学有史”“充实和拓展关学乃至宋明理学的研究”“丰富和推进中国四书学史的研究”；进而指出，“关学四书学”的局限在于：“体例单一，发展受限”“不拘经文，肆意解经”“偏重于形下世界的建构”“较少注重对宗师张载思想的直接承继与阐扬”。客观言之，作为一名关学研究者，要对“关学”作出“客观”评价或者指出其“局限”，无疑是需要理性和勇气的。该著对“关学四书学”的反思与评价，我也有与之“异曲同工”的认识。在我看来，关学既有“重义理，轻训诂”“重形下，轻形上”的特征，也“不重举业”“不重制艺”。然而，如果将“关学四书学”与关学的经学结合起来，能够看到的恰恰不是他们“肆意解经”“偏重形下”的缺陷，而是他们注重个人自得、注重道德践履的儒学真精神。明清关学学人对张载之学的继承与弘扬，重心也不在其思想方面，而在于张载的精神与学风。在我看来，精神层面的继承与弘扬比对思想层面的固守更为重要。正因为关学学人能真正理解和继承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和开放兼容、躬行实践的学术“真精神”，才没有陷入训诂词章、科举功名的窠臼之中，才能在时代的流变中继承创新、传承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主张“经学虽然不是关学的全部内容，但绝对是其核心架构”。对此，笔者深表认同。以往对关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张载、吕大临、冯从吾、李二曲等少数学人，且多留意于关学中的易学传统，而对包含“四书学”在内的其他经学传统的研究甚少观照。我相信该著能够引起学界对关学经学的重视，从而将关学的经学面向更多提揭出来，进一步打开和丰富关学研究的视界。当然，“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关学四书学研究》亦略有不足之处：一是在史料的择取上，似乎还未穷尽，如晚清民国时期的孙迺琨，其著有《大学讲义》《中庸讲义》等四书学著作，作者并未将其纳入专著当中，实有遗珠之憾；二是对海外最新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金正业的专著《张载的气论》等，未给予足够的观照和借鉴。尽管如此，该著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可谓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关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研究，相信其会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关学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