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是多模态符号系统，多模态配合使用得以模式化，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若要成功外译，有三个重要问题无法回避：其一，如何平衡中国文化同国外受众的供需关系；其二，如何通过外译作品，使中国文化被国外受众理解，产生积极反应与互动；其三，当下全球语境中，如何精准、有效地推广外译作品。这三个问题贯穿多模态外译活动始末，基于整体和系统考察视角，多模态化是实现外译效果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原作改造多模态化

　　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聚焦哲学社会科学前沿，在寻求输出和接受的平衡过程中，要避免受众出现排斥心理，单纯依靠全译不能解决该问题，译前原作选择和重构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字数和体量是选本的“硬性”规定。超出字数的原作需要“瘦身”，过于短小凝练的原作则需要“增重”。在外译政策引导和效度最优化的影响下，译者可以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在翻译具体工作中进行适度的变通。

　　首先，在征求作者同意与授权基础上，以受众接受能力为依据，增删原作体量。值得注意的是，增删操作不是随意而为，也不是一味地迎合受众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原作的主、副模态关系以及副文本功能的变化，可概括为增删、替换、合并等模式化方法。删减冲突或不合时宜的论述模态，替换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模态，压缩或合并逻辑重叠的模态，增加可提升阐释效果的模态。

　　其次，在原作体量适中的前提下，根据特定受众的特定需求，勘误或者重构部分原作模态系统，改造原作不适应译语市场的声、图、文字等构成的模态及组合，达到优化、美化原作模态的效果。原作模态的改造可模式化为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策略。模态改造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操作。作为外译的预处理环节，更需根据译语模态使用规律，将多模态改造模式化，提升精准外译的效率。

　　外译行为模式多模态化

　　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不仅动摇了原作唯上的译学观点，还更新了译学主体概念。自然人“译者”，不再是翻译转换和变通的唯一主体，工作模式、策略和方法都出现了多模态化趋势。

　　第一，外译操作新模式，凝聚多模态交互主体。当前的外译打破了译者“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翻译模式。中外高水平翻译家合译，作者、行业和译评专家三方监督，这是时下主流作业模式，既保证了原作对译语语境的适应，还极大提高了译作的可读性。外包、众包等人工团战模式同机器翻译形成了复合交互作业模式，这是互联网时代赋予外译的多模态化标签。伴随工作模式多模态化趋势，多模态外译工具的模式化使用也日趋普遍。传统的人工全译逐渐淡出，移动—语音翻译、云翻译等翻译新概念层出不穷，人机交互是外译的大势所趋。

　　第二，外译操作新单位，融合视听多模态优势。新时代外译活动，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文本翻译单位，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客体对象不再限于文字，经改造的原作，在译作生成过程中，声、像、图、文模态系统都可再次发生变化。如将原作的“文本+图像”的模态形式变换为“文本+声、像、图”“声音+像、图、文”“图+声、像、文”等主副模态形式，产生声、像、图、文等诸多新的模态组合。如面向青少年读者、汉学家、汉文化爱好者以及普通读者，原作的声、像、图、文模态比例势必重构，发生相应变化。在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中，色彩、声音和图画模态的运用规律化明显。又可根据固定受众的不同需求，将宏观模态运用规律差异化处理，原作相应变通为绘本版、注音版、点读版、对照版等类型。还可针对青少年的年龄和受教育阶段，区分为低幼版、学前版、小学版和初中版，声、像、图、文、色彩等模态也会按比例进行差异化变通，降低或者提高外译作品的难度。

　　第三，外译操作新方法，定制多模态个性作品。一一对应地将原语传递出去，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收效甚微，这一不足已由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调查证实。以《论语》俄传史为例，近300年间曾产生过至少17个译本，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恰恰不是全译本。以史为鉴，尊重当下外译实情，多层次、多维度、多策略地人性化外译，适当运用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译写、阐译、参译、仿作等模态变通方法，根据受众个性化需求，制定外译作品的视、听、图、文模态布局策略，推出节译本、编译本、简写本、注释本、改写本等不同变译版本，外译组配多模态化，才可寻求目标市场，创造更多的产出路径。

　　外译传播渠道多模态化

　　新时代实现中国文化外译预期目标的“最后一公里”便是目标市场的传播。而多模态可视为提升传播效率的不二之选，其在传播阶段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外译作品的多模态呈现和多模态媒介的推广。

　　顺应目标群体审美习惯，可多模态呈现外译作品。外译作品在进入目标市场流通之前，出版方会依照市场接受习惯制定销售策略。互联网背景下的产品输出形态，纸质版和电子版并驾齐驱，盲文本、广播本等层出不穷，动画、电视剧、电影、游戏等传播模态可放大感官效应，立体展示中国文化。

　　顺应目标市场传播规律，可多模态组构新旧推广平台。除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页等传统媒介，推介会、展会、展览等“面对面”体验模态的推介，可以进一步拉近同受众的距离。借助大数据工具，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不容小觑，重视短视频和移动客户端的投放渠道更可赢得年轻群体的关注和流量，培育未来中坚受众力量。过去外译传播可能被选本制约，影响翻译工作模式和操作，未来外译工作可以依托目标市场的权威出版商，不再“一厢情愿”强行输出。从长远战略发展来看，中国出版更需借助外译，尊重目标市场传播规律，将目标市场的多模态传播方案模式化，从而掌握自己的出版话语权，搭建平等对话渠道。

　　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外译，不是简单地选好、译好，或者投其所好。多模态为全面、立体、多维传介中国声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路径。但其效用不能止步于分析，更需针对海外受众的视听接受规律、审美偏好和兴趣，形成优化组合，升级为多模态的系统化、模式化的传播策略，由工具转变为路径，形成有序、规范的外译工作流程。这是新时代外译背景下译学理论的价值所在，也是国家外译实践给予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难得机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