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涤新（1906—1988），原名声闻，广东揭阳人，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开创者和践行者。许涤新在民主革命时期就积极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研究的结合上取得突出的进展，其经济学思想十分丰富且极具特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十分鲜明而显著的成果，较早开始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作出重大贡献。
1926年之后，许涤新先后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由此开始研读《资本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化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编辑，《群众》周刊主编。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任《群众》周刊编委并创办《经济导报》。1948年秋，兼任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书记，并以“方潮声”为名，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经济生活》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华东财委和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汕头大学校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等职，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主任。1956年以后，许涤新先后当选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和全国人大第一、三、五、六届代表，全国人大第五、六届常委会委员。
许涤新是一位有着丰富经济工作领导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力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由此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自成体系。1949年以前，他的著作主要有《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中国经济的道路》《经济论衡》《官僚资本论》《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等。新中国成立后的著作则主要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小史》《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许涤新经济文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生态经济学探索》《许涤新选集》《当代中国的人口》《风狂霜峭录》《许涤新集》等；并主编有《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三卷本）等。尽管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但也切切实实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经济工作实践进步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与经验积累。结合历史背景梳理其著述的发展脉络，可以管窥许涤新一身兼具革命家、理论家和经济工作领导者多重角色并长期坚持普遍理论与特殊实践深入结合、知行合一的卓越一生。
领先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涤新被党组织保释并派往武汉参与创办党刊《群众》周刊和党报《新华日报》。其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深感即便读了不少政治经济学书籍，但仍然无法解决他所接触的那些实际问题，因为不同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机械地照搬别的国家的理论来指导本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由此，许涤新产生了撰写一本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具体经济情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读本的心愿。于是，在恩格斯1877年提出的“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思想的启迪下，他从 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写出一部适合中国国情，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未来发展道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经过多年努力，三卷本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终于在1949年和1954年相继问世。该书被理论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许老也因此被尊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
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向许涤新提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应当对它作一个历史总结，并把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给他。于是，许涤新把编写这部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学术实践，于1962年就着手筹划，收集整理资料。受“文革”影响，计划一度中断。不过，在此期间，他潜心研读经典，“夜半水沸红茶泡，炉边细读《卡毕它》（《资本论》译音）”，反复阅读、深入领会马克思《资本论》的多维意涵，并撰写了45万字的笔记。在此基础上，1979年许涤新撰写出版《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以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以后有关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提示为线索，具体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由此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1983年，他又将这部著作修订再版。1978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也开始组织写作队伍重新工作。他拟定了指导思想，编写了提纲，撰写了总序。至1993年，这部200余万字的三卷本经济史巨著，在他的指导之下终于完成。
1977年，许涤新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委托，担任主编，编写一部适合广大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这部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辞典》（1980年和1981年出版）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大成，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为提高普及性，1983年，许涤新又主持编撰出版了《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许涤新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主编。他组织全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财经部门数百名专家学者进行编撰。这两部大型辞书于1980年、1988年先后出版，它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阶段性历史总结。这一系列经济学工具书对于普及经济学知识，为经济学研究和服务经济建设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综合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
在战争年代，由于工作关系，许涤新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旧中国的国民经济现状有深切的了解，也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在解放区的实践有深刻的了解，成为那个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活跃在当时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这一时期，他的一些经济学专著主要探讨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及其经济政策，他对农村土地政策与土改问题、商业流通与国内市场问题、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中，许涤新针对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极端不均的状况，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平分土地”政策，论述了“平分土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政治影响。许涤新认为“平分土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政策，但“平分土地”不是“平均主义”，其中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平均水准更高的数量；他从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推进农业集体化、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高度，提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他的这些思想论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和配合作用。许涤新还从“合作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他提出：土地改革特别是“平均分配土地”，可以对促进农民成为独立的个体经济，进而为“农业的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并最终促进农民走向集体化。许涤新认为：农业的经济合作的关键基础是农民首先真正具备了个体经济条件，亦即农民经过了土地改革“都成为有土地有耕具有资金有种子肥料的独立的个体经济了”，才有走向合作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彻底的平均分配土地”，农民才能摆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具备独立的个体经济资格，广大的农村也才“具备了走向集体化的条件”。这从经济上创新性地揭示了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此外，他关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回应了社会上的诸多疑问。
许涤新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生产中还是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他主张通过创造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商品经济的各项条件来有效地拓宽国内市场和加强贸易。因此，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中，许涤新剖析了旧中国商业的隶属地位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他指出，中国的商业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商品经济的附属地位，服务于外国获取工业原料、推销外资产品的需要，因而整个国内商业已经成为“推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口品或在华的制造品，和为其吸收原料品粮食品的经济机构”，国内商业变成买办商业的隶属。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商业的附属地位，不仅对中国的工业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而中国商业的附属地位，又使得外国商品（农产品或手工业品）能够顺利地输入中国，这种情形是对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高压的竞争”。据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是在注重国家调控的同时，更着重发展自由贸易，一定程度地发展资本主义，并将扩大国内市场作为对内贸易的关键任务。许涤新认为，当时反对大官僚资本之垄断操纵，国家在市场中的组织与调节作用当然不可或缺，但当从国内市场的总方向来看，解放农民、发展手工业以及建立新工业对推动国内市场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建立符合商品经济的各项条件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因而发展自由贸易是很重要的。不仅如此，鉴于当时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外贸中处于劣势地位，许涤新还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合理地利用外资，以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
许涤新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的研究，密切联系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生活实际，尤其是物价问题及其背后的货币问题。在抗战刚刚结束时，许涤新就注意到中国社会将要发生物价上涨的问题，认为美国货的进入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是影响物价的两大因素。在《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中，他分析了解放区物价的稳定性特点及物价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特殊功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比较，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价格成为领导和改造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工具，变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和调剂国民收入的工具，变成了扩大国家经济和合作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比重的工具，也就是说，变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关于货币问题，许涤新研究认为，虽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但在那些必要的商品经济之下，一切的商业无不是经过货币的商品买卖，这种商品形态的必要也就确立了货币的必要，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货币仍然对于生产、生活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许涤新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一般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货币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尤其是货币的流通功能、交换媒介功能、支付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彼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物价和货币问题都来源于解放区的具体生活实践，许涤新的研究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经济的特殊性，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和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理论准备。
引导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许涤新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参与了恢复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并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
许涤新根据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实践，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互为消长的过程。他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由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特别是实行定息以后，因客观经济条件和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都会逐步受到限制，以至于失去作用，从而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所取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按资分配等，也会受到严重限制，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最后在企业占据领导地位。在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研究中，他认为，价值规律不仅没有失去其存在的余地，而且还在生产、流通和分配三个过程中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基本建立，接下来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经济实践的需要对理论探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1957年开始，许涤新着手研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其间撰写并出版或修订出版了《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丰富的史料，系统地总结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进程，并从工业、农业、贸易、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在不同性质经济规律的消长中综合考察经济变革的成果。
1977年7月，许涤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8年任副院长。此时，正值拨乱反正之际，许涤新周密考察之后，深感解决“神和庙”“抢救人材两空”的问题是当务之急。许涤新果断务实又敢于负责，在主编辞典的过程中，邀请了“文革”中长期在政治上受冤屈但政策还未得到落实的一些老专家、老教授。其中由狄超白协助他抓辞典工作，徐雪寒、陶大墉、古念良、苏辛涛等参加辞典编撰工作。另一个是建“庙”的问题。许涤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汇报全国规划工作时，着重提出了建立社科院分院的问题，直接推动了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研究机构的建立。
许涤新晚年依然保持着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敏锐洞察力，特别强调除了要遵守经济规律之外，还要遵守自然规律和人口规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步伐刚刚迈开，年已七旬的许老就深切感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他带头创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交叉科学——生态经济学。他认为，生态科学是从生态角度来讲，而经济学是要有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这门科学要真正站起来，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充分的说服力，同时还必须解决一个“数量”问题。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1980年9月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学术讨论会，决定成立生态经济学的科研机构和学会；1982年11月，“生态经济学研究室”正式在经济研究所成立，次年2月成立“生态经济学学会”，许涤新被推举为生态经济学学会会长，被尊为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奠基人。此外，他还意识到“人多好办事”的“左”倾人口思想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开始关注人口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人口增长如果不实行计划化，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影响扩大再生产，并强调要遵守与生产发展息息相关的人口规律。许涤新先后倡议并组织召开了两次人口学研讨会，恢复了人口学研究。1980年秋，创建了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中心；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会长。
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纵观许涤新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贯穿始终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引导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他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开创者和全面践行者。
许涤新始终秉承恩格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不能教条式地理解，而应该把它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许涤新一改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奴隶制以希腊、罗马为典型，封建制以西欧为典型的传统，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还比较和着重论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以及这些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贸易、债务危机等。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资本论》笔记，更是以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核心内容，着眼于《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提示，在出版时将书名定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及分配》。
许涤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导论”中，明确阐述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化”系指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部分，还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部分。如果把那些前资本主义经济舍弃掉了，就会和现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脱节。许涤新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以中国的经济史实作为分析的根据，以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为探讨的目标，但他不认可直接依据《资本论》的体系，从中国的商品形态开始分析。他指出《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体系，并不能直接用来分析或叙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许涤新也不赞成“中国经济学”的提法，他认为中国经济有它的特点，但并不是与世界其他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真理绝缘的，只有和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各个阶段的普遍真理相联系并进行比较，才能显出它的特点。
许涤新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主张，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当中，与他所从事的经济工作密切相关。许涤新不仅注重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而且密切关注研究现实中的重大经济问题，并致力于解释和宣传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服务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建设。这些理论和工作实践，既体现出许涤新学术研究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又体现了其研究尊重实践的求真务实精神。许涤新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突出成就，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开创者和践行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