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2000），中国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和评论家。1910年12月8日，出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曾用笔名季陵、林子、老卞等。卞之琳在家乡读小学和初中。1922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开始接触中西方文学和进步思想。192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开始写诗。早期诗作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等的新格律诗，以及瓦雷里、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人的诗作影响。

　　1933年大学毕业后，于保定、济南等地教书，并参与编辑文艺刊物《冰星》。同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此后，陆续出版了《鱼目集》《汉园集》（与李广田、何其芳合著）、《十年诗草》等诗集。这些诗作代表了卞之琳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评论家认为是化古化欧、出“新月”而入“现代”，独成一家，自创高格。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先行者之一，其影响流布当时，下及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诗派，远至海外，甚至对后来诗歌的探索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初期，卞之琳曾任四川大学讲师。1938年至1939年，赴延安、抗战前线访问和体验。1940年，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任南开大学教授。1947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前往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以后，专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曾访问波兰。1964年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访问美国。

　　诗歌之外，卞之琳也写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著作和译著有《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西窗集》《维多利亚女王传》《阿道尔夫》《阿佐林小集》《新的粮食》《紫罗兰姑娘》《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等。

　　20世纪80年代，我刚入职《世界文学》编辑部不久，时任主编高莽先生就带我去看望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编委。在这些前辈面前，我都不敢随便说话，总怕话会说得过于幼稚、不够文学、不够水平，只好安静地在一旁听着，用沉默和微笑表达我的敬意。写出“我的寂寞是一条蛇”的冯至先生有大家风范，端坐在书桌边，腰板挺直、声音洪亮，不管说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翻译出脍炙人口的《海燕》的戈宝权先生特别热情、随和、笑容可掬，亲自沏茶递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而卞之琳先生清秀、瘦弱，略显矜持却又温和，静静地坐着，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并不望着我们，只是望着自己面前的某个地方，说话声音很柔、很轻，像极了自言自语或自问自答，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听不懂，虽然听不懂，依然感受到先生言语的韵味，当时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让卞先生自己朗诵他的《断章》，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第一次见面，《断章》的作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仿佛一个象牙塔中的诗人，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后来，在读了卞先生的更多作品、了解了他的更多人生履历后，我明白我的印象是大错特错了。真实的卞之琳，骨子里是一位既眼望天宇又面对大地的诗人和文人。

　　“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卞之琳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汤家镇。依据他自己的形容，海门县只是“江海间一块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新沙地，住的百分之八九十是南岸来避难或开垦的移民，说不上罗曼蒂克”。童年时期，他读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孟子》《左传》等古代文化典籍。少年时代，他读到冰心的《繁星》、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诗歌、闻一多的《死水》，对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致，并开始学习写诗。也是在那时，他接触到了鲁迅的《呐喊》，对鲁迅的作品有了初步认识。与此同时，他的语言天赋在中学时就已显现，高中时已能用英文阅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和柯勒律治的诗歌，并悄悄译出柯勒律治长达六百余行的叙事名诗《古舟子咏》。上高中时，在进步教师和同学的介绍下，他接触到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思想，在心底埋下了一粒将影响他一生的种子。海门县虽然仅是弹丸之地，但由于离上海不远，各种风尚、潮流、消息和影响总会风一般地及时吹来。早慧而又敏感的卞之琳读书写字之余，时时关注着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在中学发生的两次学潮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同学们一边，因为他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29年，卞之琳从上海浦东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位于遥远的北方的北京大学，既是出于对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向往，也是对当时令人绝望的灰暗现实的逃避。卞之琳在评论戴望舒时说的一段话，实际上也坦露了他自己的心态：“大约在1927年左右或稍后几年初露头角的一批诚实和敏感的诗人，所走道路不同，可以说是植根于同一个缘由——普遍的幻灭。面对狰狞的现实，投入积极的斗争，使他们中大多数没有功夫多作艺术上的考虑，而回避现实，使他们中其余人在讲求艺术中寻找了出路。”

　　由此可见，卞之琳所谓的“回避”实际上是另一种寻觅。在他看来，“爱国心、正义感，也总是中国历来有良知良心的正派文士举世无比的可贵传统”。这也是他在大学期间特别愿意同进步同学密切交往的缘由。正是在北京大学，他除了学习英文以外，又学习了法文，一下拓宽了他的阅读视野和翻译领域。在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下，卞之琳开始以真实姓名发表诗歌，而译事也从没停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卞之琳就是以诗人和译者的双重身份踏上文坛的。这两种身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始终相互影响、相互充实、相互弥补，最终使得卞之琳成为卞之琳。

　　这段时期，他的创作和翻译都明显地反映出了他的思想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灵魂状态。《夜雨》是卞之琳的早期作品，诗人如此写道：

　　我的灵魂踯躅在街头，

　　雨阿，你淋得他好重！

　　他如今仍然在走呢，

　　快要一步也走不动了，

　　可怜！他全身在抖呢。

　　他还驮着梦这娇娃，

　　走一步掉下来一点泪，

　　还不曾找着老家呢，

　　雨阿，他已经太累了，

　　但怎好在路上歇下呢？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青年，或者一代青年，在那黑暗、混乱、动荡岁月中的特殊心态。虽然黑暗无边，夜雨绵长，寒意袭来，但灵魂依然踯躅在街头，怀着梦想，浑身颤抖着在寻找着能够安身的地方。不管多苦多累，只要没找到自己的“老家”，灵魂就一刻也不会停歇。

　　创作上，他的目光不仅投向内心世界，同样投向大千世界，投向日常生活，投向那些最寻常的人。诗人有着捕捉日常细节和生活场景的超强能力，在他不动声色的处理下，这些细节和场景即刻散发出动人心魄的韵味和意味。《几个人》一诗便是典型：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了一个灰像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花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息，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这是黄昏时分北平街头一个场景。看似凌乱、散漫、互不搭界的几个人物，因了一个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而成为有机的整体，而有了内在的连接。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面对艰难的日子，都在苦熬着，也仿佛都在期盼着，只是姿态不同。年轻人通过沉思再进一步挖掘，于是沉思实际上变成了发问：为什么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为什么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为什么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而他的沉思中，诗意、张力和悠悠的意味早已扑面而来。青年沉思者是诗中的核心和关键。评论家李健吾曾撰文阐述沉思者的含义：“他们的生命具有火热的情绪，他们的灵魂具有清醒的理智……他们不求共同，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协和的旋律。拙于辞令，耻于交际，他们藏在各自的字句，体会灵魂最后的挣扎。他们无所活动，杂在社会的色相，观看人性的无常。”而卞之琳通过诗歌塑造和提炼的沉思者当时有一大批，具有代表意义。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卞之琳诗歌的一些特色：善于捕捉生活场景，巧妙运用对话和独白，注重语言的鲜活和韵律，讲究诗歌整体的意味。谈及诗歌创作，卞之琳多次强调了徐志摩和闻一多对他的两点影响和启示：一是在戏剧性场景描绘上，一是在口语的灵活运用上。

　　学者张曼仪在《卞之琳著译》一书中分析道：“卞之琳从早期作品中已经显示出他为‘相对’观念所吸引，这可能缘自他所理解的‘真实’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事物同时存在，如何把这些矛盾统一起来是个哲学上的问题，也成为他创作上一个持久的问题。”张曼仪认为，《庄子》和马克思学说都为诗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理论的根据，“不过诗人毕竟不是哲学家，他没有自成一家的系统理论，而利用了相对观念作为诗篇的组织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吸引着卞之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得诗人之心。“相对”是辩证法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卞之琳著名的《断章》一诗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一观念：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相对”在此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角度，甚至也成为某种主题。“相对”之中，角度一转，宾主易位，角色调换，“你”和楼上人互为风景、互相装饰，不知不觉中，都成为风景中的风景。短短四行，仿佛信手拈来，却如此机智、巧妙、自然，令人回味无穷。经过时间的检验，《断章》已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经典，是卞之琳最响亮的诗歌名片。

　　为了劳苦者，“我捧出意义连带感情”

　　1937年8月，听闻北平和天津沦陷的消息后，时刻都在忧国忧民的卞之琳深感震惊和沉痛，他决定做点什么，要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战。1938年3月，在成都，他和何其芳、方敬、朱光潜、谢文炳等创办《工作》半月刊，以“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为共同目标，每期刊出反映战区和逃难经历的文章，以及针砭时弊的杂文。据张曼仪介绍，“这个刊物不只记录了何其芳文风的急剧转变，即就卞之琳来说，他除了在《工作》连载所译纪德左倾期作品《新的粮食》外，还在第四期发表了侧写抗战实况的散文数则叫《地图在动》，也标志了取材方向的转移”。

　　进入暑期，卞之琳悄悄地为一项重要而冒险的行程做起各种准备。这就是延安之行。说到延安之行的初衷，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全面抗战起来，全国人心振奋。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也在离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时好梦……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不仅如此，卞之琳还将延安之行当作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希望能为今后的人生注入活力、指明方向。延安之行无疑是卞之琳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和珍贵篇章，因此，有关卞之琳的各种评传、专著和研究文章大都会聚焦于这一篇章。依据各种文献、记载以及卞之琳本人的自述，我们来简要还原一下其延安之行的经过：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跟何其芳及沙汀夫妇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他们先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北行，24日到宝鸡。次日，换乘陇海铁路快车到西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28日，乘办事处的汽车离开西安。31日，抵达延安。一行人住在西北旅社，换上了延安干部和部队官兵穿的灰布制服。何其芳和沙汀按照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教书。卞之琳只计划作短期访问，留在文化协会。9月初，在周扬的安排下，他们一起去见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作家们到前方去体验战斗生活。就在等待出发去前线期间，卞之琳研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最终分成两路奔赴前方：何其芳和沙汀随贺龙经晋西北到达冀中平原；卞之琳则加入了“文艺工作团”，随朱德总司令去了晋东南太行山一带。在前线，卞之琳全身心投入，极其认真细致，不放过每一个采访和体验的机会，接触了大量前方官兵和抗战人士，目睹了前线的抗战情景。

　　卞之琳前前后后在延安和前线生活了一年。他将延安称作“另一个世界”,一个让他看到希望和未来的世界。此段经历在思想上让他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在创作上则为他收获了二十首诗、两篇短篇小说，以及若干篇散文和通讯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慰劳信集》。袁可嘉称这组诗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抒情诗。不管怎样，这些诗篇都是卞之琳内心真挚地流露，也是他诗路的有意变化和拓展。他说过：“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细读这组诗歌，我们注意到，诗人带着钦佩、赞许和感动，将目光投向一个个可敬可爱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光泽和诗意、希望和未来。这些人中有夺马的勇士、煤窖的工人、刺车的姑娘、用手指探电网的连长、抬钢轨的群众、放哨的儿童、西北的青年开荒者、前方的神枪手、辛劳的政治部主任，也有统领抗战大局的领袖。

　　延安之行不仅让卞之琳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还让他在思想与精神上得到了振奋和升华。对于作家的担当和使命，对于小我与大我、片面和全面、有限和无限、文学与现实等的关系，卞之琳也有了更加清晰和成熟的看法。延安之行还使他的诗风大变，创作上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时间证明，卞之琳是一位始终都在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知识分子。弟子裘小龙在纪念文章中透露，卞之琳曾告诉过他，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听闻国内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定立刻启程回国，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为了以最饱满、最纯粹的姿态迎接新中国，他甚至将苦苦写了八年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付之一炬，认为这部作品过于儿女情长，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氛围。1948年底，他先乘客轮抵达香港，又与戴望舒结伴从香港乘运纸货船北上，一路冒充押货员，到塘沽登陆上岸，再坐火车，“终于在1949年3月回到解放了的北京”。到达北平后，周恩来在周扬的陪同下，专程到卞之琳和戴望舒下榻的招待所看望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1943年，卞之琳曾到访重庆，周恩来获悉后，特邀他到办事处晤谈，并留他共进晚餐。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卞之琳感觉格外亲切。1949年10月1日，卞之琳作为进步和爱国人士，应邀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承担文学”是法国文学批评界提出的概念，用以形容法国作家佩吉、阿拉贡和萨特等人的作品。作家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应该摒弃置身事外的立场，以主动的姿态介入社会矛盾和冲突，以谋求改变现实，从而对社会作出一份承担。这就是“承担文学”的基本含义。“承担文学”研究者艾德雷斯认为：“作家有权利要求社会给予他创作的自由，社会也有权利要求作家怀有责任感。认识到这个双重要求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深得承担文学的三味了。”卞之琳显然十分认同“承担文学”的倡导。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他都积极投入，走进基层，深入生活，写出了一批贴近现实、呼应时代的诗歌和散文。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谈到了自己在这一时期的表现：“解放后这个新时期，我多次到社会实际生活中，以下乡参观、劳动或工作为多，时间有短有长，偶尔写起诗来，除了感性和理性认识开始有了质的不同，坚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除了由自发而自觉地着重写劳动人民，尤其是工农兵，此外诗风中基本上是前一个时期的延续。”1956年，卞之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事文学创作、研究和批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卞之琳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除了呼应时代和贴近现实以外，还尽量遵循艺术规律，追求艺术价值，始终注重将社会效应同文学价值融合在一起。他对诗歌创作向来要求甚严，总“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追求艺术价值，还是让他遭受了诗歌“晦涩”“倾向不好”“奇句充篇，难读难讲”的批评和讨伐。在此情形下，诗人卞之琳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沉默。

　　诗歌创作停滞后，卞之琳潜心于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他要以另一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一生热爱文学翻译，将文学翻译当作特殊的创作。他之前就已陆陆续续翻译过波德莱尔、玛拉美、魏尔伦、古尔蒙、瓦雷里、苏佩维埃尔、普鲁斯特、阿佐林、纪德等外国作家的诗歌、小说、传记和随笔。迈入新中国后，他又开始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拜伦、布莱克、布莱希特等外国作家。他翻译的英国诗歌、法国诗歌、纪德小说、阿佐林小品、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等，都深受读者的喜爱。在各个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译作为中国的阅读者和写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营养。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卞之琳时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他洋洋洒洒近八万字的《论〈哈姆雷特〉》便是典型的例子。在这篇论文的开头，作者就表明：“我们试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做的科学研究，首先要求一个全貌的认识。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决不容许形而上学式的使一个古典作家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僵化成一个画谱里的定型。这样一个典型形象，在统一的全面认识之下，凭它的深刻性，凭它的能动性，还是容许各时代人民层出不穷地创造性地体会，从中汲取永远是活的教育意义。”接着，他又广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英国与苏联学者的观点和语录，对《哈姆雷特》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莎士比亚的思想和创作、剧中主要人物、剧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做了详尽而严谨的分析和阐述，认为“莎士比亚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哈姆雷特这个典型人物，通过他和周围一些典型人物的关系，通过恰当的情节和恰当的语言，非常突出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先进人物，为了人类的美好理想，和人民利益相一致的，反抗社会罪恶的斗争精神，斗争里显出的人道的光辉”。

　　1990年12月8日，卞之琳迎来了八十寿辰。这一天，他收到了冯至特意为他的生日而作的诗歌《赠之琳》。从这首诗中，先生读出了数十年的友情、理解、欣赏和惺惺相惜。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作为同行、同事和知音，冯至的这首诗也是对卞之琳一生成就的最诗意的总结：

　　你组织时间的、空间的距离，

　　把大宇宙、小宇宙不相关的事物

　　组织得那样美，那样多情。

　　我的时间空间不会组织，

　　只听凭无情的岁月给我处理

　　……

　　你斟酌两种语言的悬殊，

　　胜似灯光下检验分辨地区的泥土；

　　不管命运怎样戏弄你的盆舟。

　　你的诗是逆水迎风的樯橹。

　　大家谈论着你的《十年诗草》，

　　也谈论着你迻译的悲剧四部，

　　但往往忽略了你的十载《沧桑》

　　和你剪裁剩下的《山山水水》，

　　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

　　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