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学术”这两个概念在日常语言中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即使在大学或研究院等专门机构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大多也不能辨析两者在词义上的差别，在使用上也不会对两者进行区分。然而，二者又确实有些差异。

　　首先，体现在支配它们的动词上。人们常说“做学问”与“搞学术”。虽说人们平时极少用“做学术”这种表达，但此语本身并无不妥，但若说“搞学问”，就带有轻佻和调侃的意味了，因为“搞”这个字在日常语言中是指一种非正式、随意的行为，而且经常出现在带有戏谑甚至贬义的固定词组中，如“搞鬼、搞垮、搞事、胡搞”等。其次，“问”和“术”这两个字的意义存在差别。“问”是动词，是主动的求索，是思想与心灵的活动；而“术”是名词，是被动的对象，即被手支配的行为。“术”在甲骨文中写作，中间是一只手，两侧是运动线，其原始意义就是指手部来回往复的动作，进而衍生出“经反复练习获得的能力”的含义，如“武术、艺术、技术”等；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引申出“方法”的意义，如“医术、巫术、魔术”等。无论是像武术这种“经反复练习获得的能力”，还是像医术这样的“方法”，归根结底都是“手艺”或“手段”，即都可还原到“术”字的原始意义，这就是它们都被称为术的原因。“搞”字出现于近代以后，本是“敲”的异体字，而“敲”作为一种常见且经常重复发生的手部动作，显然继承了“术”的基本含义，正是此含义使“搞”作为动词可以支配“学术”这个名词。

　　“术”字基本含义中的被动义项使其在价值层面比“问”字低了一等，因为它是被支配和使用的对象，而问是心灵活动。这种差别主要体现为“学问”这个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褒义，如说某人“有学问”或“学问很大”都是赞扬。另一方面，“术”字所表示的“手段”“机械重复的方法”等义极易退变为“僵化的空洞形式”，因此经常被用在表示“固定套路”的贬义词语中，如“骗术、诈术、话术”等，这就使“术”字本身具有了相当强的负面暗示意味。即便“术”字与心灵或思想活动联系在一起，依然会形成贬义词，如“心术”“权术”。正因为“术”字本义即手的重复动作，加之衍生出的负面意味，使其与同样表示手部重复动作且经常与负面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搞”字的搭配顺理成章。这种叠加使两者各自原有的负面意义在“负负联合”中被放大了，因为“学术”成了被搞或者说可以搞的对象，其身份被支配它的动词自身的贬义进一步拉低了。这就使“搞学术”给人的感觉远没有“做学问”正式、严肃和庄重，用流行话说就是“做学问”要比“搞学术”高端、大气、上档次。

　　“学问”与“学术”、“做学问”与“搞学术”，在日常语言中的意义差别不仅透露出两者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所处的层次不同，其实也直接反映出两者在内容与进行方式上的不同。“学问”“做学问”，顾名思义，其重心在“问”上，即以“问题”本身为内容与指引，以“追问”为途径，以解答问题为目标的探索与求证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做学问”要有“问题意识”，要以提出和解答有价值的、深刻的问题为主旨，否则所做的就不算是“学问”。而能够提出好问题的前提是有知识积淀，这便是“学”的意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好奇心，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哲学所源出的那种“惊异”。这种好奇因其如赤子之心般纯粹，才能于众人熟视无睹的事情中发现问题，才能被别人都习以为常的现象惊异到，“因为真正严肃的问题，是孩子能提出来的问题”。因其非功利，由惊异而产生的追问才不会为其他目标服务，只为求解而不懈探索，就像牛顿会惊异于苹果为什么只会向地面掉落而不会飞向天空，才能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在少年时常常思索人如果以光速运动会看到什么，才能在后来提出相对论一样。我们的先哲孔子也正是出于这种纯粹只为求知的赤子般好奇心，才会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豪情。也正因为出于这种好奇心提出的问题是“真正严肃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回答才能产生真知灼见。而追问这一行为本身与“做”的本义也非常契合。“做”是“作”晚出的异体字，但其用法相比于“作”更为灵活。“作”原本是正式、严肃的书面语，一般在成语中使用；“做”从“人”从“故”的字形结构，使其表示有目的的行为，即一种故意的、较严肃的活动；另外，“故”本身有原因的含义。所以，“做”与“学问”中的“问”在语义上契合度更高，因而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搭配。因此，“做”字从出身和含义上都比“搞”严肃、高贵和重要得多。所以，即使支配同样的名词宾语，两者呈现出的价值色彩却完全相反，如“做事”是指正面积极的行为，但“搞事”却是负面消极的行为。正是因为“做”作为“作”的异体字保留了其正式、严肃、高贵的语义色彩，它才能顺理成章地支配“学问”这一宾语而不令人觉得别扭，因为学问在人们的眼里是“高层次、高境界、高智慧、大师级水平的事了”。

　　正因为“学问”旨在解答真正的问题而具有原创性，所以它才比“学术”要严肃、重要；正因为“学问”是只为求解而追问的非功利活动，所以它才比“学术”更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因为追问与探索的结果往往意味着打破陈规、颠覆传统，而只有如此才会产生新的认知与观念。“学问”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而“学术”因其实质是不追问的机械重复活动，所以它只能起到传播现有知识与观念的作用，不能带来真正的创新。更何况“术”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学术”往往服务于自身之外的目的，它只是传播现有知识的方法，甚至只是某些人谋取名利的手段。网络数据库的海量资源与文字编辑软件的简单易用使“学术”成为一种可以用不断更新的面目，提供实质是机械复制的内容的活动，因为目前的软件只能做到形式上而不是语义上的“查重”，这就使海量制造新颖概念、表述独特，但实际内容空洞老套的学术论文成为可能，于是就出现了有人一年可以发表几十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奇观。这样的学术固然不提出和解决任何有意义的问题，甚至也不传播知识，但确实可以为作者谋得名利。

　　然而，问题的解决、知识的增长、观念的更新、社会的进步终究不能指望靠这种机械复制式的学术去实现。要想实现这些，还得靠做学问去求“道”才行。正所谓：“有道无术，术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只有做真学问，去追问真问题，才能解决目前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有高原，无高峰；有大学，无大师”的尴尬。而真正的学问却不是靠赶工程似的堆积各种项目和论文就能产生的，真正的学问来源于真诚的发问与自由的探索。相比于如同工厂里批量生产但毫无生气的塑料花似的学术，学问更像是自然孕育、自由生长出来的真花，它的成长与绽放必然经过更复杂的过程、更长的时间。假花终归是真花的仿制品，如果不再有新的真花出现，那么假花就只能不断复制已有的真花；所以，如果学问枯萎了，那么学术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学术”挤占“学问”生长空间的形势已经到了即将窒息“学问”的地步。如果人文社科领域最终没有了“学问”的生长空间，那么我国的人文社科就会“止于术”。如何避免这种停滞，激活人文社科研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相关决策者和每个人文社科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