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1911—1994），吴江（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专业。先后任教于上海爰群女中、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40年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1942年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1944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副教授，1946年升为教授。

　　唐长孺早年从事辽金元史研究，后专心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

　　唐长孺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1963年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点校工作。1975年主持整理新疆吐鲁番古墓出土文书，编成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1978年以后，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曾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唐长孺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山居存稿续编》《山居存稿三编》等。著述和讲义等被汇辑为《唐长孺文集》。

　　唐长孺（1911—1994）是海内外著称的中国中古史专家，在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方面亦成就卓著。若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唐长孺的名字及其论著是无法绕开的，而其研究特色，似可用实证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完美结合概之。

唐长孺（中）与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资料图片

　　家学与师承

　　一代学术大家的出现，首先是自身的禀赋、人品和抉择，也有着特定的家学师承及地域文化背景，更是特定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的产物。1911年7月4日，唐长孺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平望镇。其父唐耕馀工诗词，为乡党柳亚子发起创建的“南社”早期成员，在书法理论研究和书画鉴定方面功力深厚。唐长孺幼承庭训，尤其在旧体诗词方面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他的从舅、嘉业堂主刘承幹是近代著称的藏书家，青少年时代的唐长孺常到刘氏嘉业堂藏书楼读书，九岁时阅读《三国演义》，终卷后亟欲知三国归晋之后发展，遂在耕馀老人因势利导下翻览了《晋书》《资治通鉴》等书。他晚年称自己治魏晋南北朝史，“推其原乃为《三国演义》”。他“十余岁”时，有次到嘉业堂读书，正遇从舅刘承幹“与客谈冒辟疆、董小宛事”，此传说本源于对吴梅村诗的解读，唐长孺因“于梅村诗夙能成诵，又曾读孟心史（孟森）考证”，遂以“所知参论”，并连及《过墟志》所载江南美女刘三秀被清军掳掠至北方封为王妃事“亦不可信”，“杂论明末复社及康熙鸿博诸人事”。对于年幼的外甥如此博览强识且辩才无碍，承幹老人惊喜莫名。次日，即遣人赠予嘉业堂所刻“前后《汉书》《旧五代史》《章氏遗书》”等书“十余种计数百册”。后来，刘承幹又多次向唐长孺赠书，并劝诫其不可迷恋“诗词昆曲”等“小道”，应“从事经史之学”。

　　2016年《唐长孺诗词集》问世，唐长孺在诗词创作上的功力、才情及成就始广为人知。实际上，早在1933—1935年间，弱冠之年的唐长孺即在章太炎、金松岑创立的“中国国学会”会刊上发表诗词20余首，会刊统稿人、同邑前辈金松岑曾以唐长孺少作与唐宋名家、当代诗坛名宿之作相提并论，“奖掖之意”不言而喻。但金先生以“长吉鬼才，非少年所宜”为由，虽选登数首“不泯其长”，仍“切诫”唐长孺“若改治历史，尽其才用，成就必不可限量”。金、刘两位尊长都不约而同地劝勉唐长孺专攻历史，显然是注意到了他在史学上的过人天赋。1940年5月，金先生曾带唐长孺到自己的老友、光华大学创校校长张寿镛府上，欣赏张氏新购的《宋史记》。唐长孺在品书现场从篇帙繁重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中，拈出与《宋史记》相关的一条尺牍，参据此书版本特征、编纂体例，指出这是全氏所述的临川（汤显祖）本《宋史记》。唐长孺对宋元明清历史、文献之熟稔，于辽金元史之“博洽”，包括惊人的记忆力，给在场的知名词家夏承焘等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在这一年，经当时执教光华大学国文系的金松岑向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推介，唐长孺从中学历史教员受聘为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可以说金松岑先生是唐长孺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重要推手。

　　吕思勉先生则是唐长孺“治学道路上最早遇到的明师”。1926—1928年，唐长孺就读于光华大学附中时，就曾旁听过吕先生的史学通论课，不过唐长孺之“致力史学”，“实由（吕氏）《白话本国史》之启迪”。他盛赞此书“上下数千年，纵横九万里，胸罗全史，横通全国”，对书中所持“进化史观”更是倾慕不已，自称治辽金元史，受《白话本国史》启发最大。唐长孺先后受聘于沪上光华大学、湘中国立师范学院，也都是承吕先生鼎力荐举。唐长孺自称在学问上长期得到吕先生指教：“抗战之前，私淑者累年，抗战以后，承教者复多。”

　　唐长孺任教于湘中国立师范学院后，因教学所需，转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当时正值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继问世，唐长孺深为服膺，故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主要承自陈寅恪。汪荣祖曾根据唐长孺治史风格明显“脱胎义宁（陈寅恪）”，一度“误认为他们有师生之谊”。日本六朝史名家宫川尚志也认为，唐长孺全面继承了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史学传统。

　　吕、陈之外，对唐长孺治学影响极大的，还有他任教湘中国立师范学院和武汉大学时的同事李剑农。唐长孺自称“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实受剑农先生之启迪”。《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完稿后，当时双目几近失明的李先生，“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将全部文稿审阅一过，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唐长孺晚年回顾称：“余一生治学，得（李）先生之益者非浅。”

　　制高点与新路标

　　唐长孺任教于沪上期间，主治辽金元史，并以该断代史专家受聘于光华大学。唐长孺先后发表20余篇辽金元史专论，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辽金元史料的校勘和史实考证；其二是专题研究，包括政治制度变迁，民族社会史如女真人收继婚俗，汉文化对北族政权的影响，以及金元之际汉族地方社会势力及其武装集团兴起衰亡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等。其中多篇论文迄今仍常被辽金元史专家称引。

　　唐长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持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的点校，被誉为“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北朝四史出版后，被公认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他撰写或审定的北朝四史“校勘记”，是校勘与研究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受此启发，引发出许多新的成果。1974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由他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新出吐鲁番古墓葬文书进行整理。次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担任组长、主编。1991年，唐长孺主编的十册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全部出齐，四卷《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亦在他逝世一年多后问世。他竭心尽力，廿易寒暑，使沉睡千年的西州古冢遗文经科学整理及时公布于世，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创造了整理出土文书的一套严格规范。他曾回顾自己20世纪60年代以降，“如果说有什么微薄成果，恐怕是在古文献整理方面”。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招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包括访问学者），其中大多成为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

　　唐长孺在史学领域的最大贡献，还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生前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983）、《山居存稿》（1989），以及《唐书兵志笺正》（1957）和《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所有重要方面，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典章制度、民族、思想学术，乃至宗教、中西交通，都各有专题论述。晚年以八十高龄抱病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1992），既是作者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总结性著述，也是对这一段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之作。

　　唐长孺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开辟了诸多新领域，或在前人基础上提炼出新的问题，其中在社会经济研究方面的突破最为显著。他对西晋占田课田制、各级官僚贵族荫族荫客制（包括北朝荫户制）、魏晋户调制及魏晋至唐官府役使的工匠身份和劳役形式，作了一系列制度层面上的精当考证，但主要旨趣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中古时代土地制度、劳役制度及其演变，主要劳动者身份及其演变，围绕着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国家、大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演变，以及上述演变所推动、体现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其中所论汉代以来自由农民封建化即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的背景及过程、意义，极具原创性，构成了其“魏晋封建论”的基础。他通过分析“西晋户调制的意义”，指出在封建生产方式普遍推行的魏晋时代，封建国家却要限制封建依附者队伍的扩大，这正是“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始终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此即中国封建社会的“亚洲型”特征。他还对隋唐时期地主土地上各类直接劳动者，特别是浮客—客户的源流及其身份变化做了深入研究，指出两税法颁布以后客户身份合法化，“封建国家既容许土地的无限兼并，也不再阻止佃客队伍的扩大。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这一个变化过程中由前期转入后期”。他将“客”的身份变化视为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一个重要指征，通过对“客”的长时段通贯考察，依托坚确的实证，自成一家之言。

　　门阀士族在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各方面都居于统治地位，是中国中古时代特有的历史现象。陈寅恪关于中古门阀阶层兴衰变迁的一系列研究，就魏晋之际的社会变动和统治阶层分化，东晋士族的历史作用以及东晋南朝侨吴士族间的对立与联合，唐代统治集团的分化组合，乃至作为门阀大族特有文化标识的清谈玄学，提出了诸多精辟见解。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提出了关于门阀士族的基本论点，其后的一系列论文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深化。他指出中正制度的设立渊源于东汉选举制度中乡闾评议的传统，士族阶层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农村结构根源即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东汉末年，大姓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尽管曹操意欲恢复汉代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所需要的人才，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选拔自大姓名士，“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将“在野的名士月旦变作官府品第，核之乡闾变成访之中正”。然而，将大姓名士主导的选举权收归中央之后，却在事实上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从而巩固了门阀的统治。门阀制度业已确立之后，中正定品日益无足轻重，已成为保证士族尤其是当朝显贵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的工具，士族的高低序列及其升降，主要取决于“当代轩冕”即现实权势而非“冢中枯骨”即旧时门楣，门阀时代重用宗室（出镇入辅）的政策，亦与当时的政权结构即门阀贵族联合统治有关。唐长孺还对南北朝后期寒人的兴起及其在制度层面上的反映，即在选举制度上出现的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的萌芽，以及在科举制度兴起的隋唐时代门阀制度之趋于消灭、门阀阶层日趋衰落的过程，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他对门阀士族在经济、政治上所享有法定特权的具体考证，指出北魏孝文帝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等级，与南朝迥异并开唐代官定士族等第的先河；指出魏晋玄学是“反映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论”，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即门阀士族的政治哲学。以上研究多发前人所未发，形成了一个完备自洽的理论阐释框架，因此唐长孺被誉为“中国大陆士族研究的奠基人”。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故吕思勉、陈寅恪等前辈学者对民族问题素有关注。唐长孺曾专题考察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其中山越多系避役之民的观点虽前承吕先生，但将山越问题与孙吴建国以及吴国领兵、复客等重要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则完全突破了吕先生的视域。他对魏晋杂胡的内涵及入塞胡族之分合关系、汉化进程的考索，所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特别是关于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有研究。他始终注重内迁民族集团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探讨胡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错及转化，相较于陈寅恪讨论种族问题偏重于文化即胡化汉化层面，视野更为开阔，解释力更强。

　　总之，唐长孺的中古史研究博取诸家而自成一家，转益多师而蔚为大家，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公认。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出，陈寅恪称“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辄为心折”。吕思勉1959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中唐代府兵一节，称“近人唐君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言之最审”，即直接引用唐长孺的基本观点。日本知名学者先后发表多篇书评，不吝赞誉之词。中国台湾地区同行甚至冒着犯禁的风险纷纷研读、引用此书。刚从美国回国的王毓铨、国内的田余庆，当时对唐长孺都不熟悉，前者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不禁眼睛一亮，为之一惊”，对该书的精博深为叹服；后者“读了之后，感觉到异军突起”，认为“唐先生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都攻占了”，“接续陈寅恪，竖立了一个新的路标”。应该说，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等著作，是能够代表新中国六朝隋唐史研究水平的标志性成果。

《唐书兵志笺正》 资料图片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资料图片

　　实证史学与唯物史观

　　20世纪30年代以降，强调史料考订的实证史学长期居于正统地位，进入50年代，唯物史观在国内史学界成为主流。唐长孺在195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称：“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是他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史学实践之后，发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和经验之谈。在他看来，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上的“根本问题”，首先是要究明这一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它相对于前后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以把握其时代特征或曰社会性质。而对社会性质的判定，他则是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从生产关系诸要素入手，即通过对屯田、占田课田、均田等土地制度（所有制），户调、租庸调、两税法等赋役制度包括荫客荫族制度（分配形式），特别是对封建大土地上主要劳动者的客与部曲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生产者地位）的专题研究，来判定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社会性质及其变化。这一学术理路显然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又如在讨论士族的形成、门阀制度的内涵时，他特别强调士族免税免役的经济特权；考察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进程时，对当时最重要的畜牧和农业两项生产事业及其主要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尤为关注。唯物史观实已融入唐长孺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中。

　　当史学界集体转向唯物史观蔚为潮流之时，如陈寅恪那样“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者，乃属个例。而寻章摘句贴“标签”，以史实附会经典，以论带（代）史甚至以论役史的教条化现象，在当时并不鲜见。唐长孺曾引用郭沫若所谓学习马列“学不到家”，盖指此类现象，同时也有自警自励之意。就他当时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以及初稿撰写于当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来看，似乎很少有上述教条化“通病”，书中也极少征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而是寓论于史，论从史出，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方法，体现在实证考察的切入视角和分析论证中。此外，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无征不信的严密考据，辨析入微的谨严论证，平实无华的表述风格，使他的论著呈现出浓厚的实证色彩。加之这几部书由单篇专题论文构成，似乎论题散乱而无统系，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专搞考证”的“实证主义者”。及至他晚年的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出版，正像该书副标题所示，旨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首次正面提出了所主之魏晋封建论，以如椽之笔，将中国三至九世纪七百年历史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其变化展现无遗。周一良评价此书“高屋建瓴，体大思精”，“通古今之变，进而通南北（朝）之变，通东西（方）之变，融会贯通，头头是道”；然而“几乎每一问题皆在微观考订基础上，再作宏观阐述。……皆以具体实例及论证，指实道出”。田余庆亦称此书“所涉几乎每个重大问题，都有唐先生所写而为史界公认的论文为根据”。可知唐长孺长于考证，却并不止于考证，更不为考证而考证，而是始终从具体史实的考析入手，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及规律。只要将他的诸多专题论文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对照，即可知这些论文甚至包括一些绵密细微的考证之什，几乎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有自己的位置。他的魏晋封建论，是基于汉代以来自由农民的封建化即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而立论的，其中最关键的资料则是《后汉书·马援传》特别是《水经注》所载与马援对半分成的“田户”，《三国志·糜竺传》特别是《水经注》所载固着于糜竺田庄、牧场上从事农牧劳动、身份“更接近于农奴”的“糜家之隶”。这几条人皆可见却鲜有人留意的关键资料，和大量其他相关史料所形成的证据链，坐实了汉魏之际封建大土地上的劳动者农奴化即封建化的过程。诸如此类的史料解读和理论分析之有机结合，充分显示了实证史学的艺术魅力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威力。

　　唐长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六朝隋唐历史，当发现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发生冲突时，他更尊重历史的真实。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接受过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后来通过深入研究六朝隋唐土地制度，感到这样的观点与中国中古的历史实际不符，终于放弃。此前公开发表且颇受好评的两篇重要论文（《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由于持这种观点，在后来几次出版论文集时，他都拒绝收入。唯物史观为他解决中国中古史上的“根本问题”提供了理论利器，但他在运用这一舶自欧洲的理论时，对极易出现的将中国中古封建社会简单比附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惕，始终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亚洲型”特征。

　　日本学者池田温曾将唐长孺的研究特色概括为“将传统的实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机地融为一体”。张弓称“历史唯物论与义宁（实证）史法的结合，成就了唐先生的史学”。实证史学与唯物史观紧密结合，正是他能够在六朝隋唐史诸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