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述突破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的思想教条，阐明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基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式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及观点中就已有所体现。
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市场观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有关分工、交易、市场管理、市场价格决定、市场资源配置、市场竞争与利益关系协调等方面的经济思想，就已有较为丰富的表述。古代典籍《易经》有关市场的描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既形象又准确地阐明了市场的功能及交易的目的，也印证了市场交易活动在古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西周时代已有很好的市场管理制度，《周礼·地官·司市》中有“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无）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无），靡者使微”，表明市场管理的要义在于通过交易活动，互通有无、协调利益、齐物平市。《管子》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市场经济思想，如“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又言“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这些思想对市场（经济）的性质、作用、规律的分析已具备一定的理论要素。“市者，货之准也”揭示了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价格发现。市场可以客观反映供求变动，遵循市场供求的客观规律。“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表明在商品充分流通的环境下，市场自动调节供需，消除价格垄断，使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体现了市场具有维系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功能，即“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协调机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利益的激励和约束，建立一种行为规范，满足各交易主体利益，同时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活动效益。《管子·轻重篇》如今存16篇，由此形成的轻重理论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集大成。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商品交换及其与货币的关系，涉及市场供求关系及商品、货币价值的价格形式运动等理论要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关于市场的分析围绕“货殖”展开，其范畴逻辑涵盖市场、流通、货币、财富。这些思想也涉及了分工、生产等经济层面，特别是将市场视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机制。《史记·货殖列传》更是将市场（经济）提升到国家治理制度层次。“……农末（商）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在政治经济学前史时期，商品经济尚出现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关于分工、交易、市场运行、价格决定的论述却堪称优秀，对我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思想的古今通融
一方面，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认识到市场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当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连接生产与交换的市场活动便自然产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从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对市场做以描述，特别是将关于市场的认识与分工思想相联系。无论是墨子的“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还是孟子的“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都必须以商品交换、市场活动为媒介。虽然中国古代的分工思想基本属于自然分工范畴，但还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在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多方面的物质需求，是通过市场交换活动实现的。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分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西方古典经济学则从分工和市场扩张的角度，探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由于自然经济受“人的依赖关系”之历史局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分工还停留在士、农、工、商的群体分工，并未深入到各个行业内部（即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范畴的分工），分工也主要与市场交易，而非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相联系。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分工和市场的论述，是世界古代经济思想史在东方的一个理论高峰，也为后世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突破，就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及商品经济发展相联系，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进而形成包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础。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首先体现在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本质区别。纵观20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晰地显示出一条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轨迹。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还认识到，市场是以等价交易为法则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调节机制。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在根本上是一种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必然与人们的经济利益追求直接关联。市场机制及价值规律通过对市场主体特殊经济利益的激励和约束来调节其经济行为，进而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推崇市场自动调节供求关系、协调经济利益、规范经济运行的功能，特别是关于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精彩论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亦有呼应之处。
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起初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则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明确要求坚决破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同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侧重于产权有效激励和要素自由流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旨在弥补市场失灵缺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国家的积极作用，维护市场秩序，保持经济稳定。总体来看，社会化生产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着经济活动与经济运行效率，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社会民生的福祉。正是在这一标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动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要义。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