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刘泽华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在学术旨趣及思维方式上。2004年我的英伦之行，就与结识先生有关，确切地说，与“公私”观念密切相关。
研究缘起
约在2002年初，先生主持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计划年底举办“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公私”观念为主题的专门学术研讨会（详见张分田《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先生自然高度重视。这从先生后来发表的《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一文中即可见出，此文分上下两篇，梳理贯穿中国历史文化的“公私”观念，发表于《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第5期，研讨会约在2000年左右策划，2002年初启动，同年底举办。2000年，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出版问世。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可知“公私”观念是新世纪前后长期萦绕先生心头的一大重要问题。
为开好这次会议，先生牵头的组委会做了周密安排，其中一项是除参会人员提交的论文外，还要提交一篇学术研究综述，以便了解前人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在一次以“公私”观念为话题的长谈中，先生嘱我完成这一任务。为了参会，我正在准备一篇论文《古文〈尚书·周官〉“以公灭私”真伪辨析》，这是2002年左右我受先生启发思考“公私”观念时进行的研究，当时以地下考古实物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清华简”还未面世。现在，“清华简”的出现，使学界聚讼不已的今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有了阶段性的定论。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的辨伪方法主要是从观念角度切入，或称“观念辨伪”，认为观念也是一种“生命体”，也有一个孕育、成型的生命过程，从“公私”观念的源起和流变角度来看，“以公灭私”这样成熟的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强化与兼并整合息息相关。其滥觞、萌生于春秋，成型于战国，最终定型于秦汉，出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表述，它绝不会是周代的思想，故不可能出现于作为周代文献的《周书》里，应是后人添足之笔。一代有一代之观念，思想义理，与世推移。辨伪方法有多种，可以是字义构型、字词演变、用语习惯，也可以是文意主旨、篇目差异、文体格制，还可以是实物证据、历史背景、文化制度、思维方式及观念发展与流变，等等。我的辨伪方法则是从思想观念入手。
我对“公私”问题，虽是长期关注，但真正从学术思辨及学理层认真面对，始于结识先生，构思这篇参会论文。彼时论文尚在艰难写作之中，其中涉及今古文经学及今古文《尚书》的许多知识，古今聚讼不已，加上初涉“公私”观念研究领域，对从古至今的“公私”观念研究也缺乏足够的了解，感觉要写好这篇纵观古今的综述，其难度不亚于这篇论文，绝非易事，于是面有难色。但交谈中，看到先生对我如此信任，就恭敬不如从命，应允尽己所能，后写成《中国公私观念研究综述》，载于《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刊位紧排在先生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一文之后，此种编排，意在彼此呼应。
因缘际会
经与先生商议，写作《综述》的基本思路，是“古今”“中外”。前者意在尽量展现“公私”观念从古至今缘起流变的基本脉络，后者则是重视海外汉学对中国“公私”观念的关注。古今，要容易些，因为毕竟都在汉文化圈内；中外，则要兼顾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搜集材料之初，心里颇没底：海外学者会关注这么抽象并有些深度的中国议题吗？经先生点拨，我对以沟口雄三教授为带头人的日本相关小群体进行了梳理。
大致梳理清楚日本学者的观点后，《综述》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了。但当时又想，既然日本汉学家对此有兴趣，英语世界的学者们是否也存在、活跃着类似这样的对中国“公私”观念感兴趣的学术群体呢？于是一日，在互联网上海搜，这一搜，还真有了收获，结果显示：有一名为“中国隐私概念研讨会”（Workshop of Chinese Concept of Privacy）于200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由荷兰莱顿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我浏览这次会议的英文资料，择其要者，译成中文，编入《综述》之中。总体来看，在莱顿大学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关注的主要是“隐私”（privacy）而非“公私”（public and private）。梳理文献过程中，一位学者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提交了《西方社会学的中国隐私观：前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隐私的价值与功能：在鲁迅与许广平之间》两篇论文的杜博妮教授（Prof. Bonnie S. McDougall）。
2002年底南开“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会议之后，约在2003年春季，我冒昧地给杜博妮教授发了一封邮件，在忐忑中等待回信。几天之后，杜博妮教授回函了，感谢我所提供的中国公私观念会议的信息，使她和莱顿大学研究隐私的同事们了解了国外同行的相关情况。于是，之后双方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通信，鱼雁往还，间隔有时几天，有时几周，但从未间断，沟通气氛良好，讨论充实、热烈。
英伦之行
2004年春季，杜博妮教授来函问我是否有意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爱丁堡大学进行学术短访，费用由伦敦中英大学交流委员会承担，我的任务是要围绕中国公私观念做两次讲演，一次中文，一次英文。我有点犹豫，稍加斟酌后，欣然应允。约在当年春夏之交，访问之事正式提上日程，开始办理签证等各项手续；为满足爱丁堡大学方面的要求，访问定在2004年的秋冬之际。
当年秋冬之际某日，历经近20余小时的长途旅行，我抵达爱丁堡机场，刚过机场出站口，远远就看到杜博妮教授笑容可掬地在门口等候，并招手示意。其时已近深夜，60多岁的国际知名学者亲自来接站，令我十分感动。当晚安排好住处，第二天去杜教授的办公室见面，商谈此次访问讲学的细节。她说，我的“硬性”任务只有两次讲座，其他时间自己安排，可以在爱丁堡、伦敦等地各处走走，今天要看我的日程安排来拟定讲座的时间及确定基本内容。汉语讲座是本科生、研究生必修课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是外语，内容不要太难，语速尽量慢一点；英语讲座的对象是各国访问学者及有兴趣的学生，对听众来说是母语，内容可以丰富一些，语速也可以快一些。当我忐忑地问及美式、英语及苏格兰英语的问题时，杜教授笑着说，爱丁堡大学的教师、学生及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说的是各种各样的“英语”，故不必担心，你说你的“英语”，听众就能听懂。
杜教授为保证我访问顺利，还特意在人文学院高级研访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给我申请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各种设备俱全，我可在此办公。记得当年在爱丁堡找房不易，住所距大学主校区很远，很需要在学校有一个落脚点，否则不仅往返很疲惫，工作效率也很低。这个房间，不仅是办公之地，也是休憩之所，可以全天在爱大处理各类问题，往往是上午到校，傍晚方归，时间利用合理充分。
高访所周围的环境很好，所在寂静，楼外有一小院，院内花木扶疏，枝叶纷披，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希望花园”（Hope Park）。有时出入往返之际，会想起古人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恰如飞鸿踏雪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一切匆匆，转瞬即逝，别有一番感触。杜教授的热心帮助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更是暗下决心，要不负嘱托，完成好讲座任务。于是，第二天就在这间办公室进入了工作状态——正式开始英文讲演稿的构思和写作，以前说的再多，毕竟没付诸英文。由于前期准备充分，约一周就完成了两次英文讲演稿的写作。
11月某日上午，中文讲座如约在爱大主校区的大卫·休谟楼（Building of David Hume）内举行，这是一座标准的教学楼，内部设施类似南开的二主楼，有许多教室。它以苏格兰18世纪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名字命名，增加了几多高深的学术气和悠久的历史感。教室利用率很高，按照在南开的习惯，我提前15分钟到教室，还要等上一会儿。走廊里全是等着上课的学生，楼道里充满了青春的嘈杂。讲座对象是爱大修习中文的本科生、研究生，对他们来说，我讲的是外语，因而杜博妮教授一再提醒要“slow down，slow down……”，我也尽量放慢语速，力求把“公私”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当时，教室内还没有PPT设备可用，需要粉笔手书，这也增加了“slow down”的频率。我力求眼神始终覆盖听众，而非讲稿，遵循一种教育学所倡导的“eye contact”（目光交流）。学生们听得很认真，看得出是要对他们的中文水平和理解力进行一次检验，听懂时，会意处，他们会频频点头，不太懂时，会微微皱眉，这时候，我就再重复一遍。还是有点紧张，紧张中往往会忽略时间的存在，90分钟不知不觉过去，下课铃声响起，讲座也进入了结尾环节。
约一周后，英文讲座如约在高访所内小会议厅举行，这里也是每周举行小型学术聚餐的地方，撤掉聚餐所用物件，摆上几排椅子，即可举行学术会议。没有PPT，甚至连黑板也没有，只有一个木制小讲演台，正面印有“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字样，其位置距离听众区很近，宣讲演示，全凭口语和姿态。见此，我心中不由忐忑又生：这么近呀，这无疑又增加了讲座的难度。但实际上，凡事一利一弊，没有PPT和白板的辅助，听众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在演讲人身上，对内容本身的关注度会更高。无论如何，没得选了，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一般这种报告都要事前发布消息，听众中除了高访所邀请来的各国访问学者们，还有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小小的会议厅显得较为拥挤。杜教授先对我和南开的“公私”观念会议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我开始发言，简单的开场白过后，逐步进入正题。说来也怪，完全没有其他手段的辅助，也就完全没有了依赖，看到听众们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成为焦点，紧张感居然一点点消失了。这时，除了对“用时方恨少”深有体会之外，感触更多的是“一分钟”和“十年功”，这短短90分钟的发言，几乎掏空了我此前所有的英语积累，是对我英语学习和英文水平的全面检验，颇有一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讲座结束后，是提问环节，约30分钟，参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所说的“英语”也五花八门，比如印度英语、中东英语、希腊英语、北欧英语。这时重要的是听懂对方的问题，因为不仅是口音，还有长度，提问者一般不会只说一两句，而是对问题的理解和自己意见的表述，很像一个小型发言，这时要完整听完，不能打断，然后理解其核心意图，消化、组织，立即作答。我的整体感觉是，回答提问的难度并不亚于正式发言，因为流动性、随意性更大。具体都问了什么、怎么回答的，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大致是围绕“公私”“无私”“隐私”“自私”等问题进行的。毕竟接触“公私”问题时间不长，加之英语水平所限，我还是感觉有些吃力，只能尽己所能、所知，结合语境、现状、实际，一一回答。
回答完杜教授指定的最后一个学者的问题后，讲座结束。还好，没出什么差错，基本按计划完成，听众基本满意，作为发起人、邀请者的杜博妮教授也露出了笑容。会后合影，轻易不与陌生人同框的杜教授也欣然加入，但她执意站在最边上。然后，按照她的计划安排，邀请我们赴苏格兰小街共进晚餐。出了小楼，才觉天已向晚，暮色四合，万籁初寂。一行数人，踏着据说有几百年历史的青石板路，脚下发出“哒哒”清脆的响声，伴着夜色，伴着余兴未尽的围绕“公私”观念的交流互动，向昏黄灯影里若隐若现的苏格兰小街走去……
当年如果没有追随先生攻读古代政治思想史，也就不会从学术意义上思考“公私”问题，如不是先生嘱我作中国“公私”研究综述，也就不会知晓西方研讨中国“隐私”的信息，也就无缘结识杜博妮教授，英伦爱丁堡之行、英语学术讲演等也就无从谈起。山外有山，门内有门。打开“公私”一扇门，方知里面还有无数的门，待你打开。
说先生的品格、思想与弟子们在精神上融为一体，绝非虚言套语，“公私”为伴英伦行，即为一例。每忆及此，很庆幸自己求学路上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以个人的学术魅力感召、影响他人，循循善诱，善于领人入门。他常说，历史如人，欲知其人，研究“他”的五脏、四肢、头发、指甲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大脑、精神和灵魂。故而，他往往会提出一个或若干有深度、有探讨空间的命题，不设思考边界，不作是非定论，任由学生由兴趣出发，自己设计命题，独立思考，寻找材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山放过一山拦”，“山顶千门次第开”，其中乐趣，自己体会。
（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