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政策方向，也为认识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及相应的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新的思路。事实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近年来部分附加值较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产业部类，如服装、玩具、机电产品加工组装等持续向越南、印度等亚洲近邻转移。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越南、印度等国近年均实现了较快的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发展前景也被普遍看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4—2028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将达到6.7%、出口增速达9.3%，而印度的相应指标为6.1%和4.6%，均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如此表现在世界经济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的背景下显得极为亮眼，由此也引发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国际产业转移应辩证看待。客观来看，我国发展优势仍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完整的产业链条、齐全的基础设施配套、巨大的本地市场、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积极灵活的地方政策等多个层面，相关国际竞争者的差距尚大，甚至在中长期也难以超越。更为重要的是，从近年来我国自身发展战略与实践路径看，从附加值较低、创新性不强、资源环境消耗较大的产业环节迈向中高端产业环节，本就是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合意之选和必由之路。而通过对相关国家的产业转移和经贸合作，正可以顺应甚至加速以上进程。同时，更加深入地融入包括亚洲近邻在内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既是中国企业优化布局的重要途径，也对地区繁荣稳定有着积极意义，可谓互利共赢之举。鉴于此，对这种趋势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担忧，而据此渲染产业脱钩、“唱衰”中国经济更不足取。

　　当然，正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我国近期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因而参与国际分工面临较多的阻碍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越南、印度等国竞争力提升以及相关产业布局调整，我们应审慎研判其中的各种复杂影响。事实上，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整个链条的韧性和稳定性，绝不能因其附加值低而任其外移。此外，在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就业市场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劳动力素质提升较快，但相应的中高端产业尚不成熟，以致存在严重的匹配问题。因此，至少从中期看，体量巨大、组织相对完备的加工制造等传统部门对于吸纳就业、稳定增长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再者，在规模经济、网络效应等作用下，产业比较优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趋势。特别地，一旦跨越了产业发展初期的某些瓶颈（如基础设施短板、劳动力素质不高等），这种优势就会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导致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优势在某种条件下由量变转为质变，而非通常认为的缓慢的、线性的产业转移。

　　认识及此，应对这种国际产业转移的政策思路既应面向长远、顺势而为，又应立足当下、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应当坚持以我为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国内而言，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加强自主研发、鼓励创新发展，提升中国产业层级，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阶和竞争优势。同时，着力扩大内需，积极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努力消除地区市场壁垒，以此发掘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在供需两侧的发展优势与空间，包括提升产业整合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充分激发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需求潜力。就国际而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发展新机遇，通过全面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平台、持续改进营商环境、借鉴国外最优实践、正确引导本土企业海外布局等多种举措，从更为根本性的制度层面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对外吸引力。

　　从当下看，面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外部冲击频发等复杂而紧迫的形势，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容小觑，需要待之以积极举措，以进促稳。一是通过取向一致的宏观政策组合，加大对包括加工制造在内的相关产业的结构性减税降费和融资支持，并在用工、用地、物流、基础设施、就业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切实帮助，降低相关成本。二是积极引导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重构，充分调动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积极性。后者在劳动力、土地、配套设施等方面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不仅为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优化多层级的区域产业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更对巩固我国产业链优势，保障经济安全意义重大。三是以更加开放、灵活的姿态，继续鼓励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增资，通过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其合法权益和合理利益诉求。同时，积极引导、帮助外资企业实施本土化策略，实现生产基地与销售市场的更紧密融合。四是采取增加航班、便利通关、简化手续等多项举措，打通国内经济循环堵点，进一步有步骤、有计划地方便国际人员和经贸往来，助力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对越南、印度等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进阶应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因此，正确的应对之道在于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良性竞争的原则，充分发掘国际产业调整和经济格局变化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要将这种外部竞争压力变为促进自身经济结构转型、优化产业布局、增强经济韧性的强劲动力，在加快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筑牢我国国际竞争优势，并拓展更多新的合作领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