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刚刚入职不久的我奉命参加古籍清理核实小组，全程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清理核实项目，负责对文学研究所图书室藏古籍进行整理和核校。历经两番寒暑，截至2019年底，该项目共完成18000余种古籍的图片拍摄、数据测录和版本信息核勘，任务基本告竣。包括善本古籍凡4929种、7199函、34633册，普通古籍（含民国时期古籍在内）凡13702种、19184函、95427册，拍摄书影58599张。

　　古籍整理是文学所图书室十年一遇的大事，我入职伊始便躬逢盛举，与有荣焉。虽然具体工作较为繁重和枯燥，且长期与故纸尘蟫为伴，但对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有缘经手、过眼众多珍稀的古籍善本，确是平生难得的幸运！青灯黄卷，守护传统。其间许多所见所得、所思所感，颇值得一记。

　　家底丰厚

　　文学所古籍收藏之宏富，学界众所瞩目。勤心负箧求学之时，我就早有耳闻，且心向往之。此次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使我有机会亲密接触，一窥堂奥。

　　1953年2月成立的文学所是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随之建立的图书室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是社科院乃至全国范围内古籍收藏的重镇。据统计，社科院目前共有18家单位藏有古籍，馆藏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历史所（现更名为古代史所）、文学所和近代史所，古籍馆藏量分别约为22000、18000和15000种。文学所的古籍收藏量虽非最多，但藏书品质与价值却无出其右者，庋藏大量珍贵的善本，囊括诗文集、小说传奇、弹词宝卷、方志年谱、科举试卷等特色藏书，不少甚至为海内孤本。迄今已有叶梦得撰《石林奏议》（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庄周撰《庄子内篇》（明王宠手书抄本）、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宋宝祐年刊本）等6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8年3月，文学所图书室被国务院评定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全院唯一获此殊荣的所级研究单位图书馆。

　　文学所馆藏古籍分为善本古籍与普通古籍两大类，已鉴定为善本的古籍价值固不待言，目前归入普通古籍的藏书中，也有许多值得珍视的遗珠。学界一般认为，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古籍可视为善本。照此标准，文学所图书室尚有近千种普通古籍藏书，可归入善本之列。

　　在此次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我闻知一些关于馆藏图书前世今生、流离聚散的历史与掌故，常因之心驰神游，感慨良久。文学所成立之初，附设在北京大学，如今部分馆藏古籍的卡片袋上尚可见“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字样。古籍所钤盖的文学所印章，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研究所”之别，如此细微的差别，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文学研究所尚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历史背景。这也间接说明，以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时间为界限，文学所古籍前后藏购的大致不同时间段。

　　听闻一段掌故，六七十年代期间，图书室因管理人员大多下乡劳动，曾将部分藏书进行疏散保管，用军用战备箱装载运送出京，寄存于陕西某地。最终，这批珍贵的古籍完璧归赵，实在令人称奇。在整理过程中，我看到有的古籍封面贴纸上写有“由陕西城固叶家堡寄”字样，想必当年暂存之地极有可能即是陕西城固县的叶家堡村。城固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里，若如此，堪称文学所馆藏古籍与对开拓西域有“凿空”之功的博望侯故乡之间的一段书缘佳话。

　　珍贵的古籍馆藏凝聚了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这是文学所一份厚重且带着温度的“家底”。

　　馆藏“功劳簿”

　　文学所图书室初创之时，馆藏底子十分薄弱，只有一批附设于北大时期的图书，数量约10万册，且类型较为单一，内容几乎全是现代文学领域的作品、研究论著和期刊。抚今追昔，深感文学所前辈们为馆藏图书购藏事业付出的不懈努力，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丰富的馆藏资源，同时还有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文学所馆藏建设的“功劳簿”上，可以发现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除了担任早期所领导职务的郑振铎、何其芳两位先生的贡献外，还有钱锺书先生等老辈学者的努力。1957年，文学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所图书资料委员会”及“图书管理委员会”，由钱锺书做主任，范宁、吴晓铃等担任委员。钱锺书人如其名，一生钟情于书，与文学所图书室结下不解之缘，为其初建与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

　　为了尽快改善文学所图书室早期的困境，文学所图书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为科研服务”的办馆方针和“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发展目标，举全所之力，动员全所人员支持和参与图书室的图书藏购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譬如，图书管理委员会成员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遍寻旧书肆购买古籍，吴世昌、俞平伯、王伯祥、孙楷第、李健吾等诸位先生也往往过眼甄别版本之精善者；蔡仪、余冠英、唐弢、贾芝、卞之琳、戈宝权、何家槐、何其芳（兼任）、季羡林（兼任）等文学所九大研究组组长，根据各自领域的研究需要列出购书单，作为图书室采购之指南；外出开会的学者，通常都兼负为图书室采购书籍的任务。

　　文学所图书室馆藏量日益壮大，犹若涓流汇川，聚木成林。所长郑振铎即是著名藏书家，他长期关注近代重要藏书家张寿镛的约园藏书，最终促成了文学所于1954年向张寿镛后人张芝联（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购买两千余种古籍，这成为馆藏古籍收藏的第一座里程碑。为弥补古籍收藏的不足，文学所还积极寻求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1957年初，受所领导委托，钱锺书曾代表文学所拟函向周恩来总理求助，最终争取到了一大批价值极高的善本古籍。其中包括2008年获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证书的数部珍稀善本。

　　古籍馆藏还受益于一些研究人员及其家属的无私捐赠，其中“苏州五老”之一王伯祥的藏书捐赠即是一例。伯祥先生自中学时代开始，即与同窗顾颉刚等一起淘书藏书，常年搜罗不辍，虽屡遭战火，但所聚甚夥。1975年12月伯祥先生逝世之后，家属将其毕生所广搜遍采的全部珍贵古籍悉数捐赠给文学所图书室，现由馆内专辟一间房屋保存和陈列，以示感念。

　　郑振铎、钱锺书等老辈学者对馆藏古籍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十分重视，提出过许多切实有效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成为文学所延续多年的传统。1960年，古籍修复部门成立，对大批古籍进行了修复和加装函套，使之得到更好的保护。新分配来所的研究人员，按规定先在图书室锻炼一年，借此熟悉馆藏情况，为之后的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文献功底，同时也使馆藏古籍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守护传统

　　文学所一代代优秀学者不断续写着与馆藏古籍之间的美谈佳话。据说，钱锺书曾随意为初来乍到的新人邓绍基指点某本书在馆内架上的具体位置，精准无误。整理古籍的工作间隙，我经常浏览书里的借阅卡，签名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钱锺书，足见钱先生读书之勤、涉猎之广。其名字工工整整地签就，在大多数的借阅卡上排在第一个，有的前后还不止一个签名，说明他曾多次借阅同一本古籍，少人借阅的冷僻古籍甚至往往只有“钱锺书”这一个借阅者的名字。借阅卡上常见的签名还有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余冠英、范宁、曹道衡、邓绍基、陆永品、谭家健、卢兴基、王学泰等耳熟能详的前辈。为加快古籍整理的进度，多少个加班加点的夜晚，正是这些令人内心崇敬和熠熠生辉的名字，激励自己在空荡荡的图书楼里潜心工作而不觉苦寂。

　　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必须要做一个有心人。从古籍的行款、印章、朱墨套印、蝴蝶装等版式和装帧形式，以及武英殿、通志堂、嘉业堂和约园抄本等重要的版本，到星岁纪年法、康德纪年等特殊的年代标注方式，需要处处留心学习、严谨甄别，不断提高古籍知识和校勘能力。同时，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若能留意经手古籍中可能有用的文献线索，简要札记，亦可备日后研究之需，通过古籍整理工作促进个人的学术研究。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论及屈原楚骚对后世的影响时，写道：“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正如瑰丽绝奇的屈骚传统影响深远，历代文人从中受益而开拓新境，枚乘和贾谊追随其文风而敷文瑰丽，司马相如和扬雄沿袭其源流而铸词绝奇。循着文学所诸位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希冀“追风以入丽”，“沿波而得奇”，薪火相传，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