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体，《颂》之地位，在古代最高。《左传》记吴季札观乐，对“颂”的赞美是“盛德之所同也”，刘勰《文心雕龙》则谓“四始之至，颂居其极”。然而，由于时代久远，资料有缺，从古至今，有关《颂》诗的研究最为薄弱，专门著作只有《毛诗周颂口义》三卷，清人庄述祖撰，收入《皇清经解续编》中。
20世纪以来，虽然也有王国维、陆侃如、高亨、杨公骥、张松如等人就“三颂”中的一些问题发表过重要文章，但是作为专门著作，只有张松如的《商颂研究》一书。和《风》《雅》的研究相比，差距甚远。姚小鸥教授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一书，源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同名博士论文，潜心结撰十余年后，初版于2000年。这是当代专门对《诗经》“三颂”做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后，经过作者近20年的充实，于2019年5月又推出增订版，内容更为丰富。
历代对《颂》诗的研究成果之所以最少，最重要的原因是研究的难度太大，与之相关的直接文献记载太少。所以从汉代开始，关于《颂》诗的问题就多有争论。小鸥教授不畏其难，直面这些争论，力图做出自己的解答。这也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如关于《商颂》的作年，自汉代以来就有两说，《毛诗》学派力主商诗说，而今文学家却认为是春秋时代宋国人正考父所作。在漫长的时间里，商诗说一直占据主流，但从清代开始，以魏源、皮锡瑞、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又力主宋诗说，被很多人所接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杨公骥、张松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驳了宋诗说，商诗说重新成为主流。
小鸥教授抛开这两种成见，受清人王夫之分类说启发，再做细致的文本研读，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认为其中《殷武》一篇，“是宋国新修宗庙落成典礼上所唱颂歌”，只有其他四篇“当传自殷商时代”。立说有据，可成一家之言。
关于《周颂》，多年来学界一直关注的就是《大武乐章》作年和篇目问题。此前，根据《左传》和《礼记·乐记》的记载，学界基本认为，所谓“武乐六成”，当由六篇作品构成，但是究竟为现存《周颂》中的哪六篇作品，看法并不一致。
小鸥教授从讨论周代的乐舞术语“终”与“成”出发，再结合《周颂》中相关作品和有关历史文献，特别是利用近年来出土的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认为“《大武》六成之说与《大武乐章》所含诗篇数目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首次提出《大武乐章》包含七篇作品，“皆存于今本《诗经》之中”的新说。这无疑是《大武乐章》研究中的一家重要观点。敢于在众说纷纭的颂诗研究中独辟新路提出新说，显示了小鸥教授的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
此书定名为《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凸显了从礼乐文化的角度研究“三颂”的治学理念，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诗经》本为商周社会礼乐文化的产物，由此切入自是正途。但是，具体到《颂》诗中的每一类和每一篇，与商周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底是何关系，直接材料很少。不过，传世文献和《诗经》中又的确存在丰富的材料与之相互佐证。这就需要在对经典原著扎扎实实地阅读之后爬梳剔抉，才会发现有价值的材料并找到解读《颂》诗的突破口。
因而，先秦文献和礼乐文化就成为研究《颂》诗的两大难点，也成为本书成功的关键。我们只要翻读一下该书目录就可以看出，小鸥教授无论是对《商颂》《周颂》还是《鲁颂》的研究，都将其置于商周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他正是根据殷周两代礼乐文化的演变，才有意识地把《商颂》五篇分开考察。从礼乐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他提出《商颂》在殷商灭亡之后，应该保存在宋国，后来又献给周太师的观点。
通过对礼乐文化的考察，小鸥教授才能打破旧说，首次提出《周颂·三象》当指《维清》《昊天有成命》《天作》三篇的新说，发前人之所未发。正是通过礼乐文化的视角，他对《周颂·闵予小子》诸篇和周礼的关系、《周颂·臣工之什》与周代宾礼的关系、《周颂》农事诗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讨。
特别是《鲁颂》，此前研究较少，而且，由于《鲁颂》的体例内容与《周颂》有较大区别，前人也多有争论和批评。小鸥教授将《鲁颂》的研究直接纳入春秋时代礼乐文化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下来讨论。他认为，《鲁颂》之所以在内容和体例上与《周颂》有那么大的区别，是因为它的产生与春秋中期的礼乐文化复兴运动有紧密关系。
小鸥教授有鲜明的自觉理论意识，并将其贯穿于几十年的《诗经》研究当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个《诗经》礼乐文化阐释体系，走在了时代学术的前列。而这部书之所以多有创获，还因为他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恰当的研究方法。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小鸥教授勤奋刻苦，他秉承清代乾嘉学风，重文献考证，同时践行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当代出土文献的最新成果特别关注。他从文学入手，但更关注先秦史学，多方吸收学术营养，对于从事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两者尤其重要。《诗经》历代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对于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他总是先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细致梳理分析，让读者知道这一研究的历史，前人的相关研究有哪些可取之处，问题出在哪里，之后再继续展开，这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研究起点何在，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他的创获在何处。这一点在有关《商颂》作年和《大武乐章》的考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小鸥教授在本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出土文献，他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做了很好的结合。例如，他根据新发现记载的成王时期周的重臣南宫适被封于江汉地区的历史事实，判断《大武乐章》第“四成”的“南国是疆”与此相关，由此为《大武乐章》最终完成在成王时期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他根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当中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一文，结合传世文献，进一步落实周公与成王之间在当时存在的矛盾关系，由此讨论《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的创作背景，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这些诗篇的礼乐文化意义。
小鸥教授对《诗经》“三颂”的研究，与其说是文学研究，不如说是史学研究，因为要谈及“三颂”中的礼乐文化演变，首先要对相关诗篇进行史的考证，涉及商周社会的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如本书中对《鲁颂·閟宫》中“土田附庸”的解释，就涉及鲁国的分封和周初分封制度的大事，足见作者之功力，也凸显此书之厚重。
《诗经》“三颂”之难治，盖因时代久远，文辞古奥，制度难明，令后人望而生畏。但《颂》诗的研究，又关系到对《诗经》整体的文化解读，通过《颂》诗看商周社会礼乐文化制度的建设及其变迁，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小鸥教授不畏其难，积数十载功力而成此书，多有创获。其说虽不能皆为定论，但言之有据，论之有法，对学术常怀敬畏之心，于文化更富传承之义，此足以继踵先贤，启迪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