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大的转型发展过程中，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面临着实践进程中的风险。在10月26日南京理工大学举行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地方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聚焦社会转型风险，共同探索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为社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张翼认为，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次转型期，要利用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做好风险防范与治理应对；要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建立现代社会秩序；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构共同富裕社会新形态；要继续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及其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吴愈晓考察了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变化、客观和主观认同的匹配情况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社会流动判断和未来预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21年数据显示，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30%—50%之间，呈现出先稳步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模式；从主观测量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收入认同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增速减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城镇中等收入群体过去10年向上流动的感知明显，对未来10年向上流动的预期明显，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向上流动信心。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出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专业化等趋势。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宋林飞提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认为，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要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化、社会工作组织化、社会工作队伍职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
当前，社会现代化核心在于社会结构现代化。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顾辉尝试从社会结构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他对社会城乡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城乡结构仍呈现“洋葱头结构”，城市结构呈现出类橄榄型结构，农村结构呈现类金字塔型结构，体制内结构呈现类橄榄型结构，而体制外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结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又对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社会还需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目前，江苏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治理主体方面，凸显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多元社会主体力量；在治理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在治理创新方面，不断强化基层服务平台建设，为民服务成效日渐显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卫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高质量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探索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加快基层干部职业化步伐，切实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更好地开展健康老龄化行动
21世纪下半叶，我国将呈现超高水平、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当前，老年人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逐步成为热点话题，需要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从教育、家庭及健康等多个角度展开评价，并尝试提出老年人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改进方式。”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叶南客认为，应将老龄化看作现代化的积极结果。针对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障碍”等问题，需要通过新生代反哺、社区支持等方式，帮助老年人回归现代社会，实现老年人的继续社会化。
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是事关民生和国家安全，乃至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国庆介绍了最早由欧盟倡导的“积极的健康老龄化”这一理念的演变历程、理论内涵、伦理框架、行动策略以及测量要素等。他表示，中国应借鉴这些经验，从社会结构平等、政府责任、公共卫生等视角出发，检视相关的政策框架及政策的执行过程，更好开展积极的健康老龄化行动。
“老龄化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备。”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沙勇提出，目前老龄社会治理要从五个维度着手。在财政方面，应把大量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提高民生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在政策方面，进一步完善老有所养的补贴政策、老有所为的支持政策、老有所学的协同政策、特殊群体的精准支持政策以及医养结合的统筹政策；在机制方面，要解决好城乡二元、群体二元以及机制二元在养老层面存在的问题；在人力方面，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让相对年轻的老年人为年老的老年人提供照顾服务；在观念方面，需要重塑老年人的主体地位，提高生活质量。
此次学术研讨会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论坛之一，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