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有组织暴力的减少。近代国家这一政治单元产生以后，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屡见不鲜，留下了战争记忆、殖民伤痕与屈辱历史等遗产。随着战争代价的增加、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及相互依存趋势的加深，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和解成为国家间关系中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从作为国家间和解典范的德国和法国和解，到日本与韩国和解，再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古巴和解等，和解正在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对缓解当今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推动国家间关系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澄清国家间和解的部分迷思

　　和解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典型形式，是经历过长期冲突体验的国家间在冲突平息之后，敌对双方友好与和谐关系的重建。当前关于国家间和解内涵及问题的理解存在三大迷思，引起讨论起点和标准的分歧与混乱，澄清关于国家间和解的部分迷思是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国内和解与国家间和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需要敌对双方的妥协与宽容，需要解决受害者的精神创伤，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在环境、动力及难题等方面具有不同的逻辑。国内和解的环境基本处于秩序主导之下，国家间和解则处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缺乏秩序和权威的影响；国内和解的动力在于实现国家重建，国家间和解的动力往往来自应对现实的安全威胁；国内和解的首要难题在于历史问题，国家间和解的首要难题往往在于权力政治。另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使国家之间的和解更加困难。因此，国内和解的逻辑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国家间和解。

　　国家间和解与和平的概念有相通之处，但也具有显著的区别。首先，和平是一种状态，即没有战争；和解的内涵则更为丰富，不仅指代官方冲突与战争的结束，还要求民间社会层面的亲近与和谐。其次，和平的对象是所有没有处于交战或冲突状态的国家，而和解的对象往往是发生过严重冲突的“宿敌”或“世仇”国家。另外，和平的实现途径可以仅仅靠经济合作带来的物质利益，而和解的实现却不能简单靠物质利益，还需要国际理解和共情。

　　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图景是现实主义的最佳注脚，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声称的，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斗争。以此逻辑，实现国家间和解还需要摒弃权力政治。然而，从实践来看，国家间和解并非完全是在权力的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行为，往往需要某种权力的介入。一方面，第三方的权力可以充当仲裁和保证力量，使得原来处于敌对的国家能够完整地履行双边妥协，并在和解失败时阻止暴力的重燃。另一方面，权力的介入如果使原来的加害国与受害国进入非对称权力结构中，和解的难易程度也会随之改变。

　　国家间和解面临的挑战

　　国家间和解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从过程来看，它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历史，而是充满各种意外和挑战，随时有可能出现逆转和倒退，其中的挑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加害国不能正确认识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任何国家间和解过程中永远都无法绕开和回避的一个问题，历史问题可以分为历史事实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历史事实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历史，历史认识则是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历史认识还能通过记忆进行代际传承，成为国家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国家间和解的挑战主要来自加害国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历史，制造了加害国与受害国历史认识的巨大差距。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就没有国家间和解的基础。

　　冲突惯性能够产生持续性影响。对于历史上经历长期冲突的国家来说，冲突的惯性是巨大的。然而，对于国家来说，向前看、建设和平的发展环境又是必要的。预防和化解冲突惯性，需要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建立信任措施。加害国应该积极行动，对受害国实施战略安抚，打破国家间冲突的上升螺旋，展现和解的决心。

　　和解容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反弹。在国内政治中，和解与极端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一般而言，和解往往需要加害国向受害国发出积极的政治信号，通过在公开场合进行道歉、表示反省，而这很容易招致国内保守势力的攻击。特别是在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不同政党集团的竞争使主张反省或宽恕的领导人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弹，推动和解立场的倒退。

　　推进国家间和解的路径

　　国家间和解是值得追求的进步趋势。从国际关系发展史来看，和解并非仅仅是少数案例，而是正在成为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的新常态。积极推进国家间和解，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符合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

　　实施积极的战略安抚，重建国家间的信任。积极的战略安抚是体现加害国追求和解立场、正视历史与现实、追求与受害国相互理解的关键。后冲突时期国家关系处于一种信任稀缺的状态，对加害国卷土重来的担忧与恐惧始终是受害国基于历史教训的优先考虑事项。因此，对受害国实施积极的战略安抚是国家迈出和解门槛的第一步，没有安全方面的保障，和解就无从谈起。战略安抚的本质类似于自缚效应，通过对自身施加限制以减轻对方的恐惧和疑虑，如增加外交决策的透明性，建立战略接触和沟通渠道，避免在敏感问题上刺激对方，在军事发展上采取克制姿态，积极参加地区多边安全结构等，都可以有效地减少对方的安全担忧，以重建双方的信任。

　　树立以和解为导向的历史观，以制度化记忆的形式锁定历史成果。历史问题始终是国家间和解的首要问题，正确的历史认识既象征着加害国对其历史罪行的总结与定案，也是对受害国的受害事实的承认与尊重。树立以和解为导向的历史观，就是要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要以追求国际理解和国际团结的精神处理历史问题，通过多种形式的赔偿、援助等积极承担战争责任以减轻受害国的经济损失，通过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以及持续的反省和道歉等减轻受害国的精神创伤以增进相互理解。更加重要的是，以制度化记忆的形式锁定历史成果，在制度化记忆的形式中融入对历史的反省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理解。制度化记忆，即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化的形式将记忆保存下来，其形式体现为具有官方性质的国家间备忘录、联合声明、协议等，以及历史教科书、纪念碑、博物馆、戏剧影视作品等。制度化记忆的形成往往是行为体有意识地进行主动建构的结果，由此集体记忆得以代际传承。通过制度化记忆的形式将国家追求和解的历史观传承下去，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因国内政权更迭、领导人替换及选择性记忆等造成的否认历史和立场倒退行为。

　　以区域合作为抓手，综合利用双边、多边途径渐进深化和解成果。外交关系正常化是和解的重要一步，但更多的只是起点。真正和彻底的和解需要的是国内社会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这往往难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需要一个不断巩固和深化的过程。综合利用双边、多边途径，以区域合作为抓手推动信任重建，能够深化国家间和解。区域合作存在着显著的“外溢”效应、安全连带效应及共同认同效应，起始于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可以外溢到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安全连带效应让国家处在安全共同体之中，区域合作过程中产生地区认同为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最大公约数。这是加害国与受害国之间超越敌对认同，建立起共同认同的最有效途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9YJC810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