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文化研究所涵盖的南亚包括亚洲大陆南部从喜马拉雅山脉以南至印度洋区域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8个国家。南亚文化对我国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是认识南亚地区政治外交的一个侧面。

　　南亚文化研究的兴起

　　我国的南亚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始自佛教传入中国。从西汉末开始的700年间，《浮屠经》等大量佛经被译为汉语。法显、玄奘等赴天竺求法留下《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包含当地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的记载，可视为最早的田野考察成果。

　　学界对南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始于清末民初。是时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型，对异域文化的研究渐成风气，南亚文化研究正始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民国早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南亚文化的研究也从宗教思想转向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方面。从欧洲归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积极吸纳青年学者开设现代课程，其中包括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这是我国大学中最早的南亚思想文化课程。

　　印度孟加拉语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对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1915年，陈独秀率先用古诗体选译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发表于《青年杂志》。1929年，许地山翻译出版的《孟加拉民间故事》是最早译为汉语的南亚民间文学。1930年，其出版的《印度文学》成为我国首部印度文学史研究专著。向达的《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考察了西域与印度古乐传入中原的历史，他于1929年出版的《印度现代史》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史学著作。

　　南亚文化研究的学科确立与发展

　　1942年，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在云南省呈贡县成立，开设了印地语、印度历史及宗教等课程。1946年，北京大学在校长胡适、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等人的推动下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聘请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季羡林担任系主任，创立印度语言文学学科，梵文巴利文成为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中国南亚文化研究有了正式建制，这标志着南亚文化研究学科在中国的确立。

　　季羡林对南亚文化研究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发表了《浮屠与佛》等论文，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诸多论著。学界对梵语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始于这一时期，包括季羡林翻译的《沙恭达罗》《五卷书》等。金克木不仅翻译了《云使》，还出版了《梵语文学史》《中印人民友谊史话》等与文化交流相关的著作。60年代，最早的南亚语言工具书《印地语汉语词典》出版，为南亚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此外，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立了印度历史文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增设了南亚语种专业，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增加了乌尔都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媒大学先后开设泰米尔语、孟加拉语等专业。1964年，四川大学成立印度研究室。吕澂、陈翰笙、汤用彤、郑振铎、吴晓铃、常任侠、贺昌群、石素真等学者都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南亚文化研究的论著。

　　南亚文化研究的兴盛

　　改革开放后，由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于1978年成立，季羡林任所长，下设南亚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研究室。1979年，南亚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南亚研究所与学会主办期刊《南亚研究》《南亚译丛》和《南亚东南亚资料》，为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四川大学在原印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南亚研究所，主办期刊《南亚研究季刊》；辽宁大学历史系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也相继成立印度史研究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南亚东南亚研究室。我国南亚文化研究迎来了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大量南亚经典被译为汉语。梵语作品包括印度两大史诗：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以及金克木与黄宝生等合译的《摩诃婆罗多》。其他名作有金鼎汉译自印地语的《罗摩功行之湖》，李宗华等译自乌尔都语的《花园与春天》。

　　在南亚宗教哲学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季羡林的《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朱明忠的《印度教》、刘曙雄的《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邱永辉的《印度宗教多元文化》、姚卫群的《印度哲学》等。在南亚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相关成果包括金克木的《印度文化论集》、林承节的《印度近现代史》、尚会鹏的《印度文化史》等。此外还有王宏纬的《尼泊尔：人民和文化》、王兰的《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张敏的《阿富汗文化和社会》以及唐孟生和孔菊兰的《巴基斯坦文化与社会》等。在南亚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相继出版有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段晴的《波你尼语法入门》、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山蕴编译的《乌尔都语文学史》、邵铁生的《斯里兰卡文学》等。在中国与南亚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相关成果包括季羡林的《糖史》及《中印文化交流史》、林承节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薛克翘的《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等。尤其季羡林与张广达等利用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对玄奘及其作品的详尽研究（《大唐西域记校注》），以及王邦维对义净的研究（《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等，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中意义重大。

　　在此阶段，南亚文化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及其影响扩展至人文社科诸多领域。

　　南亚文化研究的机遇

　　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和发展。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南亚地区有着独特地位和作用，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不断增大。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设有南亚研究机构或拥有南亚语种专业的高校扩大到30多所。一批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一代学者进入南亚文化研究领域，他们大多具有南亚或发达国家留学背景，掌握包括西方语言和对象国语言在内的多门外语，具有更宽广的国际和地区视野，充实了南亚文化研究的人才梯队。

　　新时代以来，南亚文化研究在传统领域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取得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段晴的《于阗·佛教·古卷》、姜景奎的《印度文学论》、陈明的《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何朝荣的《尼泊尔概论》等。中印合作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与“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25部）相继出版。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全集》、车洪才和张敏主编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先后问世。此外，在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阶段性成果不断涌现。如南亚国家的国民性研究、文化理论与现象研究、少数族裔文化认同研究、电影和传媒研究、梵语文献中动物文化研究、中印绘画艺术交流研究等。这一时期，南亚文化研究学者持续加强与国外学界和对象国的前沿交流，以国际会议和学术刊物为平台展示了中国的南亚文化研究水平和实力。

　　南亚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注重考察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才能减少误解误判。南亚文化研究既是与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学科特色。在研究方向上，我们需更多关注印度以外的其他南亚国家，拓展对南亚社会与文化、自然与文化之间互动影响的研究。从全球化、跨区域研究的视角审视南亚文化在南亚、亚洲、世界三个层次上的地位和影响，使南亚文化研究更好地为学科专业、社会和国家服务。

　　（作者系北京大学南亚学系南亚文化教研室主任、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