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创新成果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作为世界秩序的新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纪之问，顺应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超越对抗争霸特性的西方国际关系传统，契合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联合国宪章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通过中国的实践效应，形成价值真理，再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多元包容的文化建构展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作为与全球新秩序相匹配的全球价值观，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超越传统理论

　　首先，面对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挑战、文明冲突等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的集体人权提供了理论基础，进而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这与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帝国治理、容易引发民族国家间竞争的世界治理完全不同，参与方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建设者。这种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视整个人类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继承发展传统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与当代国际法倡导的全人类共同利益等理念高度一致。各国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自利行为体，都有义务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相互合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法哲学上回应了现当代国际法面临的正当性追问，有利于推动国际法理念从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也为国际法等级化和体系化发展提供理论前提。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典范，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底色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文明自信。既能揭露西方国家话语陷阱，也能更好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消弭社会发展内在冲突、关注个人生存不同境遇等方面，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契合，更为其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当代路径和更为清晰的阶段性目标。

　　探索可行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充分认识到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挑战，找出解决方案，负起大国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塑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其一，面对构建价值共同体还是实体共同体的选择，需要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外化的实践路径。根据内在发展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建立一个新型文明共同体。但是，在外在实践路径上，必须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充分考量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甚至领导者的个人气质等多重要素。因此，中国在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应着重理论外化的实践路径，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大方向目标明确、贴近需求，需要我们持续真抓实干，在国际社会上树立模范典型。

　　其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路径，实质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当前全球化遭遇挫折，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导致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下降，世界不确定性加大。中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对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需要维护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具体来说，中美两国要对安全政策及行为设限，管控竞争升级，避免高度对抗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确保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的相互依存，维护国际社会高水平的开放与交往；中国可以尽可能地争取美国盟友及所谓“中间国家”，寻求多领域共同利益。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面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问题和西方的反制，我们需要从持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面下功夫。“一带一路”倡议现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产生了良好的外溢效果。不过，其建设仍存在短板和不足。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外部因素影响，特别是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3W），用以反制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和“一带一路”倡议，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严峻挑战。

　　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必须努力探索新路径，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坚持稳字当头，避免摊子越铺越大。进行战略再聚焦，以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等地区作为战略重点，进行战略性资源和项目布局，优先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及其数字化建设项目。扩大投融资主体及渠道，创新融资产品种类，提高海外投资风险掌控能力。深入推进规则标准对接，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此外，还要注重对不同国际行为主体的人文交流与情感互动，提升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

　　其四，用外界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语言和方式，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需要在对外传播方式方法上反思创新。在国外看来，中国的一些价值理念不容易理解，由此导致对中国产生误解。因此，我们要思考更加有效的科学传播方式，强化中国政府、主流媒体和智库机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议程设置思维，掌握更多进入国际议程的平台和渠道，增强在国际议程上主动发起、倡导及合法化议题的能力。拓宽传播渠道，既要强化官方对外传播主阵地建设，更要充分利用和培育海外社交媒体，加强国际传播的“副阵地”建设。广泛发动中外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及公众人物的力量，以非官方、接地气的话语风格沟通传播。懂得传播对象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采用贴近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结构中的“嵌入度”，比如，提升在联合国各项改革进程中及各类国际活动、文化品牌、国际新媒体中的“嵌入度”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