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浪潮中的实践哲学观之争
2022年05月11日 09: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11日第2403期 作者:潘麒羽

  实践哲学的研究范围囊括伦理学、政治哲学、实验科学等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在理论反思与现实指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史上存在着对实践哲学观念的不同理解与争议,这些争议围绕人类实践活动中理性与经验各自发挥何种作用而徐徐展开。

  道德实践观与技术实践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对实践哲学观念的反思与讨论。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理解为无条件的、以自身为目的从而实现幸福的活动,使“实践”具有追寻至善的道德内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智慧”在诸种实践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集中讨论了实践智慧。不同于研究必然的、稳定的自然真理的理论智慧,实践智慧着眼于变化的、具体特殊的人类活动,因此实践智慧不仅需要人的理性禀赋,也同样需要经验的参与和引导。拥有实践智慧的理性主体通过自身生活经验的统筹把握,进而实现对自身而言完整的善。由于实践智慧在其适用对象和方法上的独特性,根植于实践智慧的实践哲学便在广泛的人类事务中发挥着引导作用,使人们在合于德性的生活中实现属人的幸福。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原则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激发了大众对技术的推崇。这使得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制作知识的价值排序逐渐受到挑战。培根据此主张,传统的思维模式阻碍了自然哲学的发展,应该在方法上做出扬弃,进而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开辟一条基于人类经验的理解之路。培根提倡从根本上改变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践哲学传统,将技术和人类对自然的经验作为理解实践概念的重要维度,从而把技艺、实验科学、经验归纳法等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思想倾向融入实践哲学之中。培根将“实践”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技术化过程,开辟了技术实践观的传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技术实践观既顺应了近代以来的经验化、实证化的思潮,同时也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观中对人类行为统一性的忽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同时,技术实践观存在对人类固有本性和超越性价值的忽视,也为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弊病冲突埋下了伏笔。

  康德的自由实践观

  与亚里士多德追求至善的道德实践观以及培根追求效用的技术实践观不同,康德将“实践”理解为人类摆脱感官欲望等自然因果律束缚进而实现自由的理性活动,彰显了人类理性的自由与尊严。康德主张,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道德法则的可能性以及道德法则对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有效性,从而摆脱自然界因果律的束缚,得以实现自由。由此,康德既为实践哲学奠立了更加牢固的形而上学根基,同时也高扬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以及与此相伴的尊严和权利。

  在康德看来,对于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来说,人们主观杂多的偏好无法提出普遍有效的法则,反而会败坏这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纯粹性。因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一章开篇便给出了唯一具有内在无条件价值的“善的意志”。善的意志是理性赋予的,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指向人们经验性的感性偏好(幸福)的实现,而是指向理念世界中自由和道德的实现。康德试图通过“义务”阐明善的意志的概念:义务概念中既包含善的意志的概念,也包含主观的限制和障碍,排除了主观欲求对象而出自义务的行为才符合善的意志的要求。既然出自义务的行为排除了杂多的感性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般行为的合法则性,也就是与普遍法则相一致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便具有普遍有效性。

  康德将人类看作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享有自由的实践能力,同时也无法完全摆脱主观的感性偏好,也就是说人类的意志自身并非完全合乎理性。因此,客观法则与一个并不完全善的意志的关系就表现为“对一个理性存在者意志的规定”。道德法则具有普遍性,因而它对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规定也应是普遍有效的,表现为一种“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的定言命令式。道德法则规定着每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种规定实质上是理性存在者基于自身的理性能力对其感性部分的规定,也就是理性存在者的自我规定,即自律。它正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尊严与权利所在。

  康德基于人类理性的实践哲学观在实践哲学观念的变革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康德划分出亚里士多德和培根两种不同的实践哲学传统,并通过建构自由的实践哲学观,不仅为实践哲学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也避免了技术实践观传统对人性的忽视和机械化倾向;另一方面,康德发扬了实践哲学的道德规范作用和伦理维度,借助道德法则对理性存在者的普遍约束力,为人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义务论伦理学的规范要求。

  杜威的功能实践观

  我们在上述三种实践哲学观念的争论中看到了人类理性与经验之间的极大张力: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更加重视理性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培根则高扬人类技术经验在理解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杜威的功能实践观为调和上述争论提供了可能。杜威赋予实践活动以生成性的目的特征,提出一种基于人类自身功能的实践哲学观。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指出,传统精神活动存在通过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方式来逃避危险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思维模式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却逐渐产生了推崇知识而忽视实践活动的倾向。哲学不仅应关注在实践活动中如何理解与实现超验的或绝对的善观念,更要关注在实践活动中提出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理论资源。杜威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学科门类,而是将其视为哲学的当代形态。哲学需要以实践哲学形态在当代社会发挥自己的功能。

  与培根的技术实践观传统不同,杜威的功能实践观在理论上包容技术实践活动的同时,还将“功能”概念与人类自身特有的能力联结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哲学观念中都蕴含着对最高价值的追求,杜威虽也赋予实践活动以某种目的或价值,但他通过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审美经验的参与,将这种目的或价值呈现出一种生成性特征。杜威强调行动主体对经验的感知,进而在实践活动中(而不是理论的预先设定中)获得对最高目的或价值的认识。

  在杜威的功能实践观中,实践概念实现了由抽象的超验性维度向现实的经验性维度的革新。功能实践观更注重行动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联。功能实践观将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经验作为其学说建构的基础,它不仅关注人作为精神性、超越性的存在维度,还关注作为人类自身功能的情感、习惯、偏好等非理性的维度。功能实践观重视人类“将自我与对象、实践能力与实践环境、个体与共同体结合起来以实现自我满足和社会满意”的根本属性。在反思与革新以往实践哲学观念的同时,功能实践观也打破了传统哲学设立的人自身与外部世界二元对立的矛盾。

  纵观实践哲学观念的变迁,我们可以窥见两条并行前进的线索:理性与经验。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实践哲学观念的讨论,将实践理解为理性主体追求至善实现幸福的活动。培根将人类制作、技艺等更广泛的经验活动纳入实践哲学的讨论之中,开辟了技术实践观传统。随着启蒙精神人类理性的高扬与康德自由实践观的建构,人类理性逐渐以不同方式被纳入实践哲学的思考之中,实践哲学观念的变迁也逐渐聚焦于“调和人类经验与理性的矛盾”问题域。不可忽视的是,在实践哲学观念的反思与革新中,对经验概念的认识一直处于填充丰富的过程中。这既是个体理性得到彰显的表现,也是寻求解决个体理性困境的理论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通过充实世俗经验概念,将人类普遍的经验生活提升,实现了实践哲学观念的变革。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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