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正值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在此特殊时刻，我们有必要对中亚研究进行梳理，鉴往知来。可以期待，当研究者们“内外左右”看中亚，考察中亚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分析中亚国家彼此之间及域外大国中亚政策的异同和互动时，我们将会开辟新的视域，为提高中亚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的地位作出新的贡献。

　　中亚五国国家治理与中亚地区治理三十年成效评估。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年来，在国家治理和地区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也有不少教训。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课题，主要包括中亚五国为何选择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国家构建策略；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如何影响各国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各国国家治理受到何种意识形态或国家理念的影响；各国所采取的正式制度安排有何异同；各国的国家能力为何呈现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有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各国的地区秩序观有何异同；为何不同国家对地区治理的参与程度有显著不同；为何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迟迟无法取得有效进展；它们如何回应域外大国提出的倡议及其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本土与域外合作机制的发展动力有何差异等。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很有可能是打开各国转型成败这一黑匣子的重要“钥匙”。

　　中亚各国权力交接模式的异同及对各国政局稳定的影响。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执政者的权力交接模式始终是影响国家政局稳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回顾中亚五国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亚五国迄今出现了以下权力交接模式：内战（1992—1997年的塔吉克斯坦）、抗争政治兴起导致政权非正常更迭（2005年、2010年、202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突然逝世后精英通过斗争或妥协遴选出新领导人（2006年的土库曼斯坦和2016年的乌兹别克斯坦）、在任领导人通过安排继任者但自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双头政治”模式（2019年的哈萨克斯坦）、“父传子”的家族继承模式（2022年的土库曼斯坦）。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这五种权力交接模式的稳定性有所不同。对于中亚五国为何出现五种权力交接模式、不同模式为何带来不同结果、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有哪些、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囿于资料匮乏，人们的认识仍具有浓厚的“猎奇”甚至“阴谋论”色彩。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学者通过扎实的研究予以澄清。

　　中亚国家非正式政治因素对国家转型的影响。中亚国家在被纳入俄罗斯帝国之前，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虽然苏联的统治为各国推进民族国家的构建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独立建国经历的缺乏，还是给各国的国家转型带来了不少难题。如各国部族/部落联盟、私人关系网络、地区势力等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令各国在独立后建立的正式制度安排难以发挥预期效应。非正式政治力量虽然在世界多数国家存在且扮演一定角色，但对中亚各国的影响异常强劲。无论在塔吉克斯坦内战、吉尔吉斯斯坦三次政权非正常更迭等危机情势中，还是在各国精英忙碌地构建“恩庇网络”、普通民众应对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中，非正式政治力量在中亚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的影响令人侧目。对此，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中亚国家外交决策机制与外交政策效果的比较研究。相较于对大国博弈研究的投入“一掷千金”，研究者们对中亚五国外交决策机制和模式的关注显得“锱铢必较”。然而，各大国的中亚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及在“新大博弈”中胜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亚各国所作的回应。就此而言，深入研究中亚各国外交决策过程及其决策模式不可或缺。初步看来，尽管不能将中亚五国的外交决策机制与过程等量齐观，但各国政治体制具有的“家族相似性”，意味着各国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在外交决策中，各国总统是最重要的行为体，能对决策结果施加重要影响。除此之外，中亚各国外交政策决策模式有何异同、还有哪些行为体参与其中、决策时有哪些主要因素被纳入考虑、各国外交决策模式的成效如何等问题，依旧处于“黑箱”状态，亟待人们通过扎实的研究予以揭示。

　　中亚国家间避免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原因与机制。中亚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对中亚局势发展持悲观看法。中亚各国国家能力有待提高的事实，以及各国之间历史纠葛和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容易引导人们产生该地区危机重重的印象，由此带来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的盛行。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亚国家虽然矛盾不少，但迄今未爆发大规模的国家间冲突。2021年4月底，吉塔两国间爆发了一场导致多人死亡、受伤的边界冲突，但此次冲突并未升级为双方的全面战争。中亚国家间龃龉不断却总能在最后关头避免升级为大规模国家间战争的现象，构成了一个具有学理价值的反常问题。如能有效解答，将有助于增加人们对有关中亚国家间关系和中亚地区秩序演变动力和发展机制的科学认知。

　　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形成的互动模式及其发展动力研究。大国的中亚政策历来是研究者们高度关注的热点议题。然而，人们较少探讨大国在该地区经由反复摸索和长期互动形成的关系模式。这个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大国中亚政策的细致分析，无法替代对各国行动在地区层面产生的整体效应的把握，而后者或许对中亚地区自1991年来维持大体稳定的局面（对中亚次区域与欧亚地区的高加索次区域和东欧次区域进行简要比较后即可发现其“反常”）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看来，大国在中亚角逐不假，但仅仅着眼竞争并不全面，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中亚为何能长期维持整体稳定。初步推断，域外大国在中亚摸索出了鲜为人知的协调机制。对这些机制的产生原因、发展动力、具体影响等进行深入研究，或许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美国撤军后中亚形势变化与相关行为体的政策动向。中亚国家转型和中亚形势发展，始终与阿富汗局势变化息息相关。20多年前，美国入侵阿富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各国的国家构建和地区局势。20多年后，美军撤出阿富汗显然也会给该地区带来复杂影响。目前，围绕阿富汗和中亚形势的变化，大国和中亚五国均在调整自身的中亚或国家政策。就区域内国家而言，塔利班如何治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最新的政局变动，需要密切关注。就域外大国而言，俄罗斯、美国、土耳其、欧盟、印度、日本等行为体动作频频，引人瞩目。包括“三股势力”在内的其他组织同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前，欧亚“大棋局”的棋盘已重新铺开，各方棋手如何落子，“新大博弈”如何演进，“对弈”结局如何，应是研究者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作者系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