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案例比较研究方法时，往往绕不过密尔五法，其中就包含了求同法和求异法。求同法是通过最大化差异来求同，而求异法则是通过最小化差异来求异。这两者看似硬币的两面，但内在逻辑仍有较大的不同。例如，有部分学者认为求异法是更为根本性的方法，而求同法的逻辑较弱，更为极端的观点甚至否认后者的可信度。

　　区分求同法中的因素和机制

　　然而，这种否认有失偏颇，理由是在因果解释中，基于因素的思维和基于机制的思维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在求异法中并不明显，因为求异法既可以用于筛选因素，也可以用于检验机制，其优势是接近准实验状态，具有很强的内部效度。在控制大量的因素后，唯一产生变化的因素就可以被视作影响结果的原因；当特定被控制的因素影响到关键环节的过程时，就实现了基于半负面案例的控制，从而可以有效地检验或发现机制。但求异法往往只关注内部效度，而较少追求外部效度，因为研究者需要开篇即作出关于时空情境限制的陈述，如本研究仅限于1700—1789年间的西欧。这为研究者带来的困惑是，解释结果差异的因素和机制究竟是有普遍性意义还是仅仅限于上述时空。因为外部效度不足时，许多研究会面临“so what”的质疑，即它是为了对现实问题有启示意义，还是为了解释历史事件，并声称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意义。如果是后者，事实上也很容易被质疑纯粹是象牙塔内的游戏。

　　因此，讨论基于因素和基于机制的求同法之间的差异仍有必要。基于因素的求同被认为逻辑较弱是有依据的，因为当存在多重因果性时，很难认为在时空情境差异巨大的条件下，共同因素即为原因，而其他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假设许多名人都爱抽烟，但显然抽烟并不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同样，很难认为某些国家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仅仅是因为控制关键的地理枢纽区域（例如陆权/海权），或者拥有某种组织形式（例如联邦制/单一制）。因为“八仙过海”式的多种路径导致相同正面结果的情况是求同法很难排除的，这就大幅削弱了其理论的可信度，美国社会学教授查尔斯·拉金等人也依照这种思路发展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来检验因素组合对结果的影响。

　　基于机制的求同更趋合理

　　虽然基于因素的求同法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缺陷，但是不应该否认基于机制的求同逻辑在具体实证研究中的较强合理性。例如，在当代中国的某池塘里和在远古太平洋小岛上，都出现了“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机制，这显然增加了生物演化理论的可信度，并不会因为时空情境的差异而损害理论的解释力。生物学的例子也许距离社会科学较远，可以再用一个直观感受来说明问题。一个古装剧爱好者在看不同时代古装剧时也许会感受到，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朝代，都曾出现过导致兄弟相残的相似“夺嫡”机制。在嫡长子世袭制的王朝帝国中，如果庶子能力优于或接近继承人，君主时常面临立长还是立贤的困境，从而导致宫廷斗争甚至更严重的分裂。由于失败者通常会面临悲惨的结局，因而这种斗争格外残酷和血腥。例如，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朝，这一机制导致皇族兄弟相残的事情屡见不鲜。即便李渊对此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如隋炀帝），也无法阻止“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李世民依然无法阻止这类事件在他的子嗣中重演，甚至到康熙时期这类事件还在发生。如果这个机制在同一朝代多次发生，在不同朝代也会重复出现，甚至后人在吸取历史教训后，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宿命式的悲剧，这就更衬托出机制的强大。

　　讨论了机制的外部效度之后，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何机制更容易“出圈”（即跨越时空情境而获得外部效度），而因素“出圈”则要困难得多。这还得回到对机制和因素具体定义的讨论中。因素（factor）指的是一种成分或者条件，这种成分或条件往往会随时空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古代欧洲的“封建王朝”和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更为直观的例子是，《环游世界八十天》中的一万英镑和现在的一万英镑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因此，在考虑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时，往往需要思考它与周围情境的互动，而情境（context）有时也可被理解为更复杂的诸多背景因素的集合。虽然不同流派对于机制（mechanism）的定义存在争论，但其中一个共识是认为它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每一个环节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因果关系，将其总结为机制之后则有利于更为迅速地演绎和推断事件前后的因果过程。此外，基于因素的预测和基于机制的预测也是不同的。机制只能预测生物演化的总体方向，但是无法预测下一个演化出来的物种是什么；机制可以预测某个王朝可能会发生兄弟相残的悲剧，但哪个继承人会胜出则需要因素性的思考，例如过于冲动张扬可能是不好的，在宫廷斗争中容易“活不过几集”。

　　夯实内部效度的案例推演

　　总而言之，夯实内部效度是寻求外部效度的基础，即基于时空规制进行机制推广以寻求其外部效度，从而共同实现密尔方法中求异法和求同法的使用。求异法是增强内部效度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因素变化和寻找半负面案例，增强对特定情境下关于机制内部效度的信心。求同法则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最大化差异原则来增强对机制外部效度的信心。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对比汉末时期的古代中国体系和宗教改革初期的欧洲体系，检验国际政治中社会演化理论的有效性。“关公战秦琼”式的直接对比显然违背了案例研究的“同时空原则”。因而，限定时空之后进行案例比较，通过基于因果机制的半负面案例选择方法，分别用求异法检验“变异—选择”社会演化机制在汉末和后罗马体系中都是有效的，即无论是魏蜀吴还是英法荷，主要行动体都会朝着类似于主权国家的形式演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求同，虽然从汉末到三国、从宗教改革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这两个时空中的情境差异极大，但恰好符合了求同法的“最大化差异”原则，反而比选择两个历史背景接近的体系进行比较更有助于增强理论的外部效度。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