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从1949年至20世纪末，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处于初创及缓慢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国别与区域研究一个亮点。

　　研究趋向日渐明朗

　　总体来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向。首先，研究对象趋向微观。以往国内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议题比较集中，主要聚焦政治、历史、对外关系等维度，且大都缺乏深度剖析。近年来，微观层面的主题开始凸显。例如，海洋同太平洋岛国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太平洋岛国正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元的海洋问题，海洋治理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关于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的研究，大体集中在太平洋岛国区域海洋机制、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模式和理念、太平洋岛国海洋保护区等方面。气候变化也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关切。太平洋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特别脆弱，太平洋岛民被形象地称为“气候难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国内学术界对此给予了及时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现状及应对之举、太平洋岛国气候治理机制、域外国家和组织在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治理、太平洋岛国“气候移民”等。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学科背景，深度剖析太平洋岛国语言、文化、舞蹈、教育、文学、音乐、农业、民族等。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完整、更客观地认识太平洋岛国。

　　其次，研究方法趋向多样。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方法常以定性研究为主，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参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方法趋向多样，包括田野调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等。比如借助知识图谱，对国内太平洋岛国文献进行分析；借助扩展的引力模型，探讨影响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双边贸易的因素。这样的研究方法充分体现了实证研究的科学价值。也有学者尝试运用跨学科的方式，借文化权力与文化能动相关理论，探讨太平洋岛国多元文化的生成。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丰富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路径，完善研究结构，使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靠。

　　最后，研究主体日益稳定、壮大。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之所以稳步推进，同研究主体的日益壮大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机构逐渐稳定。国家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一大批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迅速成立。当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主要有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福建农林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等。同时，为了落实《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联合声明》，推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落地聊城大学。这些研究机构各具特色，日益重视彼此合作与交流，组成了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前沿阵地。二是研究人员日趋增多。除了上述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的人员外，国内其他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开始涉足太平洋岛国研究。正是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研究人员的积极、广泛参与，才使得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主体逐渐多元化。三是研究机制日渐专业化。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是由聊城大学主办的国内首个专门研究太平洋岛国的高层论坛，截至目前已举办四届，有力推动了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201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等联合共建海颐智库，开设包括太平洋岛国系列的“海颐讲坛”。在成果发布渠道建设方面，《太平洋岛国研究》是国内系统探讨太平洋岛国的学术集刊，设有“专题研究”“专家随笔”“国外太平洋岛国研究索引”“论点摘编”等栏目，为国内外太平洋岛国研究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平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编译的《太平洋岛国动态》也颇具特色，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及时介绍了太平洋岛国新动态。

　　研究特点集聚多元

　　概言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绩，大有成为一门显学的趋势。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新趋向，不难发现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外交政策的驱动力明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沿线国家和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沿线国家，太平洋岛国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政治、旅游、经贸、农业等领域的高层会晤日趋机制化。尤其是2021年，中国同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以视频的方式举行首次外长会议，达成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的重要共识。这是继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之后，中国同大周边国家确立的又一部长级定期会晤机制。在外交政策的驱动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逐渐兴盛。这也是部分太平洋岛国研究偏好政策性因素的关键。

　　第二，多学科日益交融。在研究对象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单一学科往往很难全面阐释相关问题。当前，多学科交融备受推崇，更容易产生学术增长点，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也不例外。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旅游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逐渐应用于太平洋岛国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未来，随着研究议题的深入，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农林学科、医学学科的交融也会出现。

　　第三，太平洋岛国本体受到关注。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展开宏观探索的同时，趋向关注本体。这些本体是太平洋岛国关切的优先事项，也是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所欠缺的内容。以往研究大部分基于“他者”立场，惯于运用源自西方的理论，未必符合太平洋岛国的真实面貌。

　　第四，研究向纵深发展。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随着问题意识的日益增强，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简要梳理或科普的阶段，趋向纵深发展。开展深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学者的共识。

　　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挑战。田野调查对太平洋岛国研究至关重要，在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中的应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内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一点。比如，曾在萨摩亚援教的聊城大学曲升教授在谈及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时认为，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研究，不能仅靠文献分析法，而应与实地考察相配合，甚至以之为主导方法。如果缺乏田野调查，学者主观理解的太平洋岛国文化可能与实际并不相符。然而，太平洋岛国文化多样、语言丰富，地理互联互通程度较差，给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增加了难度。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汪诗明教授所言，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大部分太平洋岛国关闭了边境。这使得田野调查的可能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小。

　　此外，科普研究、政策性研究周期短，相较之下，基础性研究、深度研究周期长，客观上淡化了研究者对基础性研究、深度研究的热情。未来，随着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中国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太平洋岛国的各个层面。基于此，太平洋岛国基础性研究、深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强化太平洋岛国基础性研究、深度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政策性研究、科普研究。二者是条件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

　　当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正持续推进，我们需要以发展、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汇聚各方力量，让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行稳致远，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作者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海洋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