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迅猛发展对国别和区域研究提出了跨学科、综合性、宽视野的学术要求，只有培养一大批具备跨界融合思维的复合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才能满足加强基础研究和智库建设的人才保障需求。当前条块分割的学科建制现状，亟待进行富有创新性的突破和拓展。
当前我国学界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蓬勃发展态势，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加强针对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及外交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业已提上议事日程，为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者提供了广阔舞台。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迅猛发展对国别和区域研究提出了跨学科、综合性、宽视野的学术要求，只有培养一大批具备跨界融合思维的复合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才能满足加强基础研究和智库建设的人才保障需求。当前条块分割的学科建制现状，亟待进行富有创新性的突破和拓展。
当前我国学界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发展现状
第一，从学术研究群体而言，根据发表学术论文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及学者参加学术会议的学术背景进行粗略统计，当前我国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者群体呈现“三足鼎立”态势。其中一部分学者具有语言类学科背景，主修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专业，主要从语言学视角，聚焦文化交流和话语传播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具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术背景，注重从国内政治、经济合作及外交政策等视角进行研究，侧重理论探索和模型分析；还有一部分学者是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主要从对象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沿革及外交取向等方面开展学术研究，重视实证研究和资料挖掘。总体而言，这三大学术群体构成了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生力军，并分别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
然而，由于三大学术群体基于学科分类的限制，依然处于单打独斗和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而这种门户分列、泾渭分明的学科建制已不适应今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综合性和广视野的发展潮流，既不利于复合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在面对空前复杂的环境保护、跨国犯罪、反恐战略等跨境议题上缺少有效的应对之策，难以实现有效的学术资源整合及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只有突破各自为政的学科分类模式，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界融合，才会使国别和区域研究更好地肩负育人咨政的学术使命和职责。
第二，从学科分类角度而言，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编写的《学位授予和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国别和区域研究被置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五大研究领域之一。因此有学者呼吁，既然国别和区域研究如此重要，理应将其设立为一级学科，定名为“国别和区域学”。如此一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等会顺理成章地走上体制化、机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将国别和区域研究设置为一级学科的难度较大，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体制下，因地制宜，探索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路径和人才培养模式依然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第三，从思想观念角度而言，制约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最大障碍还在于学者们头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学科本位的思想观念，或多或少地具有认为本学科更为重要的学术取向，从而轻视乃至忽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显然，固守既有学科边界思维导向制约着跨界融合的学术实践。譬如，研习国际政治的学者认为历史学堆砌材料，毫无理论建树，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热衷理论炒作和模式建构，缺乏实证材料支撑，论述易于失之空泛等，相互轻视之念，不一而足。学科本位主义思想忽视乃至轻视其他学科的存在价值及学术意义，从而导致固守本学科“一亩三分地”意识浓厚，不愿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创新方法，这一思维定式成为影响与制约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瓶颈。
探索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跨界融合的有效路径
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熟练掌握和有效运用对象国语言和文化，精通位居国际前沿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创新方法，具备纵深的历史视野和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底，有效地将语言学、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各学科的优长发挥出来，定能培养出宽口径、广视野、站位高的复合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
第一，人才培养模式中注重相关通识类课程的设置。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在我国的综合类院校和外语类院校中，外语类人才的培养十分注重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应该有针对性地设立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国别研究，以及东盟和欧盟等区域合作等方面的通识类课程，旨在有效地开拓外语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和国际视野。与此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养方向的学生课程设置中应该融入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元素，加大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知识传授，通过开设专题讲座的方式，培养学生长时段审视历史事件的能力，掌握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学方面的师资，可以从本学校国际关系学院和历史学院的相关专任教师中聘请，若不具备这些条件，也可从兄弟院校中聘请兼职授课人员，从而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素养和学术能力。国际关系类学生则应该熟练掌握至少两门外语，加强历史学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历史学类学生则应加强外语学习与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的训练和掌握。通过第一第二课堂的频密互动，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国内国外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从而增强学生学习认知的丰富性、趣味性和生动性。
第二，国别和区域研究者需要具备开阔的三重视野。在全球化的国际秩序格局下，“国别—区域—全球”成为从微观、中观乃至宏观的完整链条。在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理应具备开阔的区域视野和全球视野，国别研究不应孤立地从对象国本身角度加以研究，更应站在区域层面和全球视角予以探析和考察，才会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和格局。同理，区域研究只有放在全球格局下审视和观察，才会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
此外，区域研究绝非国别研究的简单数理叠加，换言之，譬如位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三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和效力绝非简单相加之和的“等值效应”，既可能显现“中国+日本+韩国”大于“三国合力”的“正向效应”，也可能是“中国+日本+韩国”小于“三国合力”的“负向效应”，也就是说，中日韩三边关系在东北亚区域的博弈互动可能呈现或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发展态势。
第三，国别和区域研究理应具备跨界融合意识。外语类本科人才培养应该积极实施“外语+ ”的专业培养模式，譬如推行“英语+国际政治学”“英语+历史学”等双学位模式，可以有效突破学科壁垒，从大学本科教学层面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能力。
与此同时，当前活跃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一线的学者们也应该具备跨界融合的思维和意识，积极从相关学科汲取创新思维和理论方法，从而实现有效的学术创新。最为便捷的方法是改变当前学术会议的本学科中心的运作模式，诸如在语言类院校主办的学术会议上，有针对性地邀请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学者参加，就相关议题发表前沿学术报告，旨在进行头脑风暴、思维碰撞及启发互动，会达到立竿见影的学术交流效果。
总之，无论是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还是进行相关人才培养，打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壁垒、树立跨界融合的开放意识势在必行。通过不断突破既有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的束缚，走上全球跨界研究范式的勃兴之路，确信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及人才培养，定能柳暗花明、更上层楼。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