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刺杀”了伊朗将领苏莱马尼，使得美伊关系陷入1979年人质事件后最严重的危机。对于40年前的那场伊朗人质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奥斯卡获奖影片《逃离德黑兰》（Argo，2012）正是根据这一事件改编而成。

　　

　　拍假电影比真电影还难

　　

　　2007年，美国《连线》（Wired）刊登了一篇名为《中情局如何依靠一部假冒的电影将美国人带离德黑兰》的文章，引起了好莱坞导演新秀、演员本·阿弗莱克的注意。5年后，小本自导自演的影片《逃离德黑兰》在北美热映。

　　 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伊朗人质危机。由于美国收留了在伊朗革命中被推翻、流亡海外的巴列维国王，被激怒的伊朗领导人霍梅尼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1979年11月4日，伊朗革命军冲进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将使馆几十名工作人员劫为人质长达 444 天。其间， 有6人成功逃脱，躲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肯·泰勒的家里。CIA（中央情报局）高层采纳了特工托尼·门德兹（本·阿弗莱克饰）的营救方案：通过假拍一部影片的方式，由他前往伊朗解救6 名美国外交官。在营救过程中，门德兹自己伪装成一个电影制片人，6 名外交官则谎称是和他一个剧组的工作人员，而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叫《阿尔戈号》（Argo，这个词来自于希腊神话，阿尔戈号是一条船的名字，由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在雅典娜帮助下建成，众英雄乘此船取得金羊毛）。实际上，运作这样一部无中生有的假电影，比拍一部真正的电影还要难上千倍。《逃离德黑兰》像其他颇具好莱坞式英雄情结的电影一样，情节总是有惊无险。乔装成剧组成员的6名美国外交官用中情局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成功混过了三道检查关卡，还遭遇了飞机票失而复得，甚至被革命武装分子飞车追逐的波折，但最终顺利出逃。

　　由于影片拍摄和制作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美国使馆在中东的遇袭事件，以及美伊关系的恶化，让《逃离德黑兰》的上映显得是那样的恰逢其时。该片自2012年10月公映后即夺北美票房冠军，在多伦多电影节的首映式上，还获得了全场起立致敬的礼遇。之后，在短短 4 个月的时间里，更是拿奖拿到手软——先后获美国导演工会奖、制片人工会奖、编剧工会奖、演员工会奖，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并获奥斯卡 7 项提名，最终捧回三座小金人（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剪辑）。其中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由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亲自宣布。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有网友认为，《逃离德黑兰》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准确地把握到“似与不似之间”的尺度：在增强影片戏剧性方面对历史事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但同时在政治伦理和时代背景方面又真实还原了历史的味道。

　　影片不断在美国、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好莱坞、CIA及白宫数个场景之间切换，其间还穿插了很多真实的历史镜头，让人身临其境。片中，解救专家来到好莱坞，找到了业内老手，煞有介事地搭建起了一个电影草台班子。剧组人员开始宣传造势，甚至还招聘演员、招募剧本，让一个并不存在的电影公司“第六工作室”看起来很像那么一回事。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第六工作室”也成功地蒙蔽了世人之眼。据中情局的表述，“直到成功逃离伊朗、第六工作室关闭数周后，门德兹还收到了 26 个电影剧本，其中一个竟然来自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

　　作为好莱坞特色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张弛有度。整个营救行动险象环生。如：加拿大人发现，中情局伪造伊朗签证日期弄错了，伊朗的历法和西历不一样；在最终逃离的那天凌晨，门德兹本来调到凌晨 2 时 15 分的闹钟没响，他睡过头了；在电影结尾部分，6 名美国人逃离德黑兰的过程更是惊险而富有戏剧性，让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而据中情局透露的实际情况是：在伊朗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海关人员很轻易地就在他们伪造的护照和出境签证上盖了章，只是飞机在起飞前因短暂的机械故障而有所延误。 此外，影片还将 CIA 特工门德兹设定为一个身陷家庭破裂泥潭、遭遇“中年危机”的男人，而远赴德黑兰的解救之旅，也成了他个人生活危机的解救之旅。最终，6 名人质顺利回国，他也顺利回归了家庭。这些桥段的设计都是典型的好莱坞手法。

　　随着《逃离德黑兰》的热映，关于伊朗人质危机中6位美国使馆人员如何成功“逃离”的这段历史也被不断掀开。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看了这部电影，也很喜欢，但电影与历史真实不符。影片中的那位来自中情局的英雄，其实在伊朗只停留了一天半。6 位美国使馆人员获救是由加拿大政府主导，经加拿大驻伊朗大使斡旋而成。

　　

　　美国电影的政治性

　 电影与政治，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论述载体的电影，早已超越娱乐，展现了一个国家或城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美国人似乎更懂得如何将政治宣传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们深知，宣扬美国人伟大人性的真实故事更能激起美国人的兴趣和爱国情怀。所以，从《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2009）到《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2010），从《国土安全》（Homeland，2011）到《逃离德黑兰》，从《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2014）到《绿皮书》（Green Book，2018），政治和历史题材一直备受美国学院派评委们的青睐。《逃离德黑兰》可以说是一部美国的“主旋律”片，美国人的博爱、勇敢在片中得到宣扬，其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虽然影片也在力求“客观”，在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上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是巧妙地掩盖了美国为觊觎伊朗的石油资源、巩固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以及暗中协助巴列维推翻伊朗民主政权而激发的民愤，从而把美国完完全全塑造成了这次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当然，影片也表现了加拿大驻伊使馆中伊朗女佣的慈悲，甚至还表现了伊朗人对电影的兴趣。但是，当镜头多次对准愤怒的伊朗人时，那一脸大胡子的伊朗革命分子在西方观众的眼里，和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又有多大区别呢？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中东世界的偏见而已。

　　伊朗方面曾抨击《逃离德黑兰》是好莱坞编制出来的一个谎言，是一则“美国中央情报局广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曾表示， 该片得奖是“政治化行为，甚至白宫也参与其中，由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宣布该片得奖”。 值得人们思索的是，小本拍摄这样一部用电影来拯救人质的故事片，其意义何在？当卡特政府也拯救不了人质，当 CIA 高层也无计可施，门德兹却通过拍电影的手段最终解救了 6 位外交官。 这或许是在说，唯有电影可以拯救一切——即使电影与政治联姻，它仍然在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