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是吴派考证学的代表人物和乾嘉朴学的奠基人，《荀子微言》是他晚年思想的精华，也是清代专门校释《荀子》的著作。惠栋在校释时不但采取以《易》注《荀》的方式阐发荀学大义，而且对后儒所诟病的“性恶”论等观点加以辩解和维护，开启了清儒治《荀子》的新模式。

　　旁征博引 考证翔实 

　　《荀子微言》一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题为“荀子微言”，节录荀文，阐述荀子合于圣人精微要妙之处，篇幅较长；后半部分题为“荀子训格之言”，摘录荀子训格之言，篇幅较短，只条列数语。《荀子微言》的古籍整理体式为随文注释体，即前面为《荀子》的语句，后面加以注语和解释，既勘定版本、训诂字义，又阐发荀学义理。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种。

　　一是自注，即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注释。比如，对于《大略篇》“故其行効，其立効，其置颜色、出辞气効。”惠栋注曰：“宋本皆作效。”勘定了不同时期的版本；对于《儒效篇》“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情矣。”其注曰：“骋其私智，虽当非仁。”阐发了荀学义理；对于《劝学篇》“礼之敬文也”，其注曰：“恭敬而温文”，既训诂了字义，又阐述了其对于“礼”的特质的理解。

　　二是引用他注，这其中又包括引用杨倞注（最早注解《荀子》全文者）、引古籍注等。引杨倞注是惠栋最常用的方法，往往直接引用杨倞注而不做说明，这充分说明他对杨倞注的赞同与尊重。引古籍注也是惠栋常用的方法，在古籍中他引用最多的是经书，尤其是儒家典籍，兼及史书、子书。比如，对于《王制篇》“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惠栋引《孟子》及赵歧注：“《孟子》曰：‘夫君子，所通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赵歧云：‘君子通于圣人。’”在《儒效篇》“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中，其引《中庸》曰：“《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下言天积于眧眧，地积于撮土，山积于卷石，水积于一勺。郑注曰：‘天地山水，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为志诚者亦如此乎。’是也。”

　　三是以《荀》注《荀》，即用《荀子》语注《荀子》，以作内证。比如在解释《解蔽篇》“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条时，惠栋注曰：“一隅谓之一曲。体常而尽变，谓之大理。”引用的就是《解蔽篇》“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在同一篇中，惠栋在注解“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时曰：“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所引用的就是《儒效篇》“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一语。

　　以《易》注《荀》 

　　《荀子微言》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易》注《荀》”的方式，即通过《易》经传来校注《荀子》。惠栋是乾嘉朴学的奠基人，他的治《易》成就是清代《易》学的翘楚。在《荀子微言》中，惠栋引用《易》经传之言注解《荀子》达24次，分别是“荀子微言”部分17次、“荀子训格之言”部分7次。惠栋以《易》注《荀》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训解《荀子》字义。比如，对于《王制篇》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一文，惠栋注曰：“在《易》，上经天道，下经人事。上经首《乾》《坤》，故云：‘天地者，生之始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故‘礼义者，治之始也’。下经首《咸》《恒》，故‘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是之谓大本。”惠栋用《易经》乾、坤二卦说明天地在宇宙洪荒中“生之始”的地位，接着又用《序卦传》的引文说明礼义形成的过程及天地的初始意义，最终证明礼义为“治之始”，充分将《易》经传与荀子重礼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再如，《王制篇》：“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惠栋以《易·系辞下》“天下之动贞夫一，故皆曰一也”一语，阐发荀子根据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强调天地、礼义、君子作为“礼之本”的必然性的观点。

　　二是揭示《荀子》与《易》经传思想内容会通之处，探究荀子思想的源流。惠栋曾多次指出《荀子》对《易》经传思想的传承。比如《天论篇》：“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能加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其注曰：“即《系辞》天下何思何虑一节之义。”此处所引《系辞》原文为：“《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天论篇》的解释与《系辞》完全一致，说明《荀子》与《易》经传有着较深的渊源。再如，在《劝学》“《乐》之中和也”下，惠栋注曰：“《易》尚中和，《乐》本乎《易》，故云中和。”惠栋并没有训解《荀子》字义，而是认为《荀子》与《易》在某些内容上具有相通的理念。

　　尊崇荀子 维护荀学 

　　除校注《荀子》之外，惠栋还极力为荀子及荀学辩护，是清代最早尊荀的学者之一。比如，对于饱受后儒诟病的“性恶”说，他多次替荀子辩解。在《成相篇》“暴人当拳，仁人糟糠”下，其注曰：“荀子自谓其言悲切，盖当秦将并一之时，极恶之世，故有性恶之说。”惠栋站在荀子的立场上，认为“性恶”是荀子迫于形势的“悲切”之言。在解释《赋篇》“天下不治，请陈佹诗”时，他说：“孟子言性善，本其初也。荀子言性恶，痛其习也。后之学者不知人论世，而猥以荀子之非，安可与之言学哉！”他还认为荀子由于生逢乱世而“痛其习”，言性恶是为了勉励人积学，强调论人论学应该“知人论世”，否则认识就会不客观。再如，对于荀子的礼学思想，他认为乃承继子夏的礼学而来。在注解《劝学篇》“学至乎礼而后止”“终乎读礼”一语时，他说：“自子夏论《诗》有礼后之说，而夫子与之，故其徒皆传其学。五传至荀子……”，认为子夏至荀子乃一脉相承，荀子的礼学仍为孔门嫡传，这就与排斥荀子、将荀子看成儒家“歧出”的观点截然不同。在分析《不苟篇》中之“微”与“诚”时，惠栋曰：“诚即《中庸》之慎独也，独即《中庸》之至诚也，又谓之微。”将《荀子》与《中庸》会通起来，再一次维护了荀子在儒家正统中的正当性。

　　为了替荀子辩护，惠栋甚至不惜与宋儒交锋，认为即使是周敦颐、朱熹也对荀学多有借鉴。比如，在解释《不苟篇》中的“诚”字时，惠栋注云：“宋儒谓荀子不识诚字。周子曰：‘诚则无事矣。’正用《荀子》语。然则周子亦不识诚字耶。”主张周敦颐都曾借鉴荀子的观点；对于“至诚则无它事矣”，其注云：“朱子曰：‘诚则众理自然，无一不备，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矣。’”认为朱子与荀子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对于“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其注云：“周子所谓诚之通”“周子所谓诚之复。”将周子与荀子的思想联系起来。惠栋的这些注语，不仅论述了宋儒与《荀子》会通之处，而且还不留情面地对宋儒曲解《荀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批驳了宋儒对荀子不恰当的攻诘，这种勇于批判的态度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虽然《荀子微言》并非对《荀子》全书的校释，且存在着随意删减原文、盲从古文等现象，但是作为清代汉学家专门校释《荀子》的肇始之作，此书在校释时既能够旁征博引，又以《易》注《荀》、特色鲜明，并特别重视对荀学义理的阐发，与乾嘉学者重考证、轻义理的方法大相径庭。这在清代《荀子》注本中十分少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荀学接受史研究”负责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