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区别于之前各党派、各团体以及商业资本创办的报刊，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自由的新闻事业。同时，它又区别于早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创办的报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开始探索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办报的新路子。这种新型办报模式本质上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必然选择，构建了党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为此后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的动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创建及发展历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得党面临着一项迫切任务：为促进苏维埃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需及时创办人民政权下的机关报。1931年4月2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后，事实上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筹建人民政权下的机关报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一苏大”召开期间，大会秘书处负责编印了大会《日刊》，刊载大会动态、发言和文件等，对外宣传大会状况。这为《红色中华》的创办做了初步的物质准备，并积累了办刊经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后，经过紧密的筹备工作，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正式发刊。刊名右旁显著标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刊名下还有“一九三一广暴节”字样（“广暴节”即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选择在纪念广州起义四周年的日子发刊，可知该刊是经过精心筹办的。

　　■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出版《红色中华》 作者/供图

　　《红色中华》创刊后，随同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不断迁移，由瑞金到瓦窑堡，再到志丹县，经历了一个饱经风霜、较为复杂的发展历程。整体上看，《红色中华》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创刊之日到1933年2月4日（第1期到第49期），是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独有时期；第二阶段，1933年2月7日至1934年10月3日（第50期到第240期），其间第50期至第85期，为中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办的中央机关报，第86期起又转回（临时）中央政府的独有机关报；第三阶段，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版”继续出版到1935年初，被称为“长征后中央苏区版”或“留苏版”，这一时期报纸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第四阶段，党中央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恢复出版《红色中华》，至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止，一共出版了124期（1936年7月报社随中央政府迁往志丹县），此阶段的《红色中华》被称为“陕北版”。

　　革命动员的号角 

　　关于《红色中华》的任务，其《发刊词》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一言以蔽之，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是苏维埃各项事业的使命。而对于新闻事业来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而其使命就是革命动员工作。

　　20世纪30年代后，列宁的党报思想全面传入中国，特别是经典论断“报刊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在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基于该论断，红色报刊实践家们对党的报刊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报刊是群众运动的中介，是进行革命动员的工具。这种认识使得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红色报刊积极参与到革命动员中，它们不仅是革命动员的报道者和见证者，也是革命动员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有效联系联众、动员群众的重要渠道。具体实践中，《红色中华》形成“号召——响应+革命竞赛”动员机制。号召方面，除了以“本报”名义直接发出外，《红色中华》还将号召渗透于单篇报道中，不断创新号召策略，承担起革命动员的“吹鼓手”角色；为建立响应机制，报社建立起密集的通讯员网络，通过广大通讯员发回大量稿件，以对报社发出的号召作出积极回应，在“号召——响应”的有机运动中，动员活动不断持续深入与扩大，报纸从中扮演起革命动员的“助力器”角色。同时，《红色中华》是开展革命竞赛活动不可或缺的媒介，在革命竞赛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革命动员氛围营造的“压力阀”。

　　《红色中华》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革命动员命令，充分发挥报刊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功能，通过这种“号召——响应+革命竞赛”机制，帮助中央政府动员了数十万民众加入红军，募集了大量钱粮等军需物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军的物资供给难题。《红色中华》在革命动员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江西苏区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发动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建立在该宣传鼓动机制基础上的动员方法方式，被以后党的新闻事业继承和发扬，保障了无论在多么艰苦卓绝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都不会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的源泉之一。

　　 工农群众的报纸 

　　《红色中华》编者清醒地认识到，苏维埃机关报要承担起革命动员的重任，必然要与广大的苏区群众产生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必须要依靠群众办报，实行通俗化办报方针。报纸在《本报一周年的自我批评》中指出，“我们说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工农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那么，《红色中华》便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红色中华》要打造成“工农阶级的报纸”，要具有“纯粹的‘工农阶级’作风”。

　　《红色中华》依靠群众办报，实行通俗化办报方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极其重视通讯员队伍的建设和对通讯员素养的培养。报社在其鼎盛时期，连同新闻台在内也仅有12人，因而建立一支通讯员队伍，既弥补了采编人员不足，也为报社依靠群众办报、实行开门办报提供了契机。1933年2月2日，报纸刊发《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宣布“为了使今后的《红色中华》真真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南针……必须建立良好的通讯网与发行网”，“责成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及红军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个同志为《红色中华》的通讯员”。此后，多次发出征求通讯员的通知，提出“每个读者都做我们的通讯员”“在每一个区建立一个通信员”等口号。为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报社设立通讯部，专门负责处理通讯员工作。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报社仍给予通讯员一定的稿酬，规定“凡是‘红中’通讯员一概可以享受下列的利益：每期赠送《红色中华》一份；供给信封稿纸；获取征文竞赛的奖金；寄给编辑部的信只贴邮票一分”。

　　难能可贵的是，报社意识到多数基层通讯员存在新闻素养缺乏、写稿能力弱等问题，非常注重对他们的指导和培训。在工作任务相当繁重的情形下，报社仍出版油印刊物《工农通讯员》，供通讯员阅读，指导通讯工作。体现在《红色中华》的版面上，编者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新闻采写的基本技能。报社曾拟撰写一个小册子《写给通讯员》，“为有系统的与通讯员同志们来讨论工农通讯运动中的各个问题，并且实际的提供一些具体的通讯工作的意见给通讯同志们”。通过这些措施，至红军长征前，报社建立起一支稳定的通讯员队伍，其人数由五百余人扩大到近千人，广泛散布于各地区、各行业的普通群众中，成为一份名副其实的“工农阶级的报纸”。

　　二是报纸刊登了大量图画，图画元素在报纸中得到了广泛体现。戈公振早就指出，“图画为新闻之最真实者，不待思考，能直接印入脑筋，而引起爱美之感。且无老幼，无中外，均能一目了然，无文字深浅、程度高下之障碍”。图像是一种有效的框架装置。同时，图像的逼真性和在场感往往孕育着强大的情感力量，使得图像具有强大的瞬间动员能力。正是从这层意思上，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强调“图像始终是最可靠的观念传达方式”，最适宜用来革命动员的宣传与鼓动工作。《红色中华》的编者为打造“工农阶级的报纸”，考虑到绝大部分苏区民众知识水平较低这一事实，大量采用图画成为“使大家能看，大家能懂”的必然选择。

　　经统计，《红色中华》总共刊登了140余幅图画。多数图画是新闻报道的插图，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加深阅读感受；少数图画是以组画、特刊的方式出现，以多幅图画描述革命动员场景，就如同连环画一样吸引读者。比如第57期第六版为“红色中华副刊（三八特刊）”，整版用七幅图画、三个篇章（“参加革命战争”“充分经济动员”“反对封建压迫”）来描绘妇女参与革命运动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图画元素在报纸版面上得到广泛运用。比如，为说明战事进程，报道中经常插入地图，这些地图虽然制作简易、粗糙，但在寥寥几笔中达到了“一图胜万言”的效果。又如，为及时报道“扩红”“筹款”“集粮”等成果，《红色中华》设有众多图表栏目，单就粮食动员来说，就先后设有“粮食动员报告台”“各县完成秋收借谷的百分数”“粮食动员统计表”等栏目。这些都表明了红色报刊的编者们在办报艺术方面的不懈追求。

　　总之，《红色中华》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值得细细咬嚼。对于党史党建等其他学科来说，也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因为《红色中华》能弥补中央苏区档案资料的稀缺。由于连年的反“围剿”及长征，现今档案馆中很少留存当年中央苏区颁发的各种原始文件，而《红色中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刊载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及各部委下发的重要文件。研读迄今为止对中央苏区史料整理最系统、最全面的权威性大型文献资料丛书——《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发现里面众多的文献都是摘抄于《红色中华》，由此可知《红色中华》作为史料的重要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史研究”（22ZDA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