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推行佑文政策，倡儒学，修书兴教，出现了宋四大书。其中《文苑英华》为诗文选本，辑录了大量唐及唐前文学作品，文献价值尤为后人重视。但敕修书籍的编纂往往带有政治意图，周必大《〈文苑英华〉序》云：宋太宗“以文化成天下”而“诏修三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书成果的彰显力、修书活动的凝聚力及书籍内容的影响力，对《文苑英华》能否实现“以文化成天下”有重要影响。

　　彰显文治之功 

　　宋初修书规模庞大，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书任务能顺利完成是国运兴隆的象征，亦是帝王文治之功的重要体现。这是《文苑英华》“以文化成天下”的途径之一。

　　此途径产生了一定效果。宋代统治者对宋太宗编纂《文苑英华》“以文化成天下”教化意图予以秉承。如宋真宗追慕宋太宗修书之举，“遹遵先志，肇振斯文”，承其遗志，大力修书。至南宋，周必大称刊行《文苑英华》是为“广熙陵右文之盛”，将修书视为宋太宗文治之盛的标志，获得了宁宗皇帝的支持。修书之影响力还传至国外，《宋史·高丽传》载：“哲宗立，（高丽宣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贺，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以名马、锦绮、金帛报其礼。”高丽王所求诸书当中，涉及礼仪法制及宋太宗极为重视的《太平御览》等书，宋哲宗均未赐予高丽王，可能出于治国之需的考虑。而选用《文苑英华》这部文学书籍作为外交媒介，与高丽国“其俗尚文”相合。对宋朝政府而言，也是宋朝文化实力的一次宣扬。

　　强人文修养聚人心 

　　《文苑英华》的修纂不仅丰富了文臣学识，更重要的是宋太宗通过此举进一步聚拢了人心。易代之际，选择归顺北宋新政权的旧臣颇多，《文苑英华》编纂者中有5人由南唐入宋，7人由后周入宋。旧臣归顺亦是经过利弊权衡而择之，但多少会对新政权有些顾虑。儒家观念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这也成为儒士的价值追求目标。仕途上的成功可谓儒生“立功”之体现，而修书撰文历来被视为“立言”之不朽事，宋初亦然。李昉《二李唱和集序》云：“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二李唱和集》为李昉罢相之后所作，此时李昉仍将文集编纂视为不朽盛事，何况是以国家名义组织修纂大书。宋太宗优待旧臣，在给予他们仕途平台、消除其心理顾虑之时，又委以修书之重任，充分利用了文臣对文章不朽事的追求心理，既助儒士实现“立言”之举，又能消解他们内心苦闷，达到“聚人心”之目的。

　　宋太宗通过修书“聚人心”的效果，亦可从《文苑英华》编纂者的录文态度中窥见。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徽之对庾信诗的选录。宋太宗认为杨徽之精于风雅，特命他负责编纂《文苑英华》诗体。庾信诗前期多宫体，后期入北周诗风转变很大，多相关之思。《文苑英华》多录庾信前期诗作，对于其晚年“动江关”的作品选录极少，仅见《赠司寇淮南公》《重别周尚书》两首。而《文苑英华》赋体对庾信赋的收录恰恰相反，所收录的庾信《哀江南赋》《小园赋》等6首均为后期作品。《文苑英华》为宋太宗诏修，皇权干预痕迹明显，赋体所录庾信赋表明宋太宗并不排斥文学作品对故国之思的表达。这也说明《文苑英华》摒弃庾信大部分乡关、故国之思的诗作，为杨徽之的自主选择行为。

　　以范本引导世人 

　　宋白进《文苑英华》表称“使沿泝者得其余波，慕味者接其妍唱”，这表明《文苑英华》编纂者赋予了《文苑英华》范本作用，希望读者可以根据《文苑英华》所录文章精华了解各体各类文学创作特征，汲取创作精华。其示范方式有如下三种。

　　一是以应试之作为范。《文苑英华》所录三十八种文体中，诗、赋、策问、论和判这五类都是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文苑英华》还选录了不少应试之作，体现出科举之用的特点。如诗体中设立“省试诗”类；应试赋占所录赋文总数的近十分之一；所录策问均为唐代策试试题；所录白居易判文皆从白居易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备考“书判拔萃科”的习作《百道判》中选录。《文苑英华》选录大量与科举相关的作品，可为应试举子提供各体应试范文，通过应试范文来影响士人的行文观念。

　　二是以唐代名家公文为示范。宋初士子欲步入仕途，除了要应对科举考试外，为官之后还要接触和运用大量公文。但当时人们的应用文水平并不高，即便是翰林学士也有不擅长公文者，《宋史》多有记载。如赵邻几“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苏易简“由知制诰入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属文初不达体要”；韩丕“属思艰涩，及典书命，伤于稽缓”；和“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文苑英华》大量公文的选录，亦可看出编纂者的用意，即以唐代苏颋、常衮、白居易等名家之作为示范，增强时人的公文写作能力。

　　三是以录文各体兼备之广博影响士人。《文苑英华》分三十八体收录近两万篇作品，涉及文体之广、录入作品之多，是唐代诸多总集所不及的。总集录文丰富且各体兼备，可为读者免去四处搜阅文章之苦。宋真宗于景德中诏云：“今方外学者少书诵读，不能广博。《文苑英华》先帝缵次，当择馆阁文学之士校正，与李善《文选》并镂板颁布，庶有益于学者。”真宗认为学者读书不能广博，诏令刊刻《文苑英华》与《文选》，也就是说真宗认为这两部书有助于学者扩大知识面，达到“广博”之目的，于是有了景德四年真宗诏令文臣对《文苑英华》重新编录之事。

　　《文苑英华》的编纂者期待能通过该书录文引导规范读者创作或阅读，起到文化之用。如果读者能接受《文苑英华》引导，《文苑英华》的编纂理念就会随之被吸收、传播，“以文化成天下”之用便能实现。但《文苑英华》编纂完成之后，长期置于秘阁，流传面窄。周必大介绍《文苑英华》的流传情况，称该书“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绝大部分读者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此书。书籍部头大，加之北宋政府在书成之后并未刊刻推行，导致《文苑英华》影响力较弱，未能真正发挥范本作用。

　　总体而言，《文苑英华》的范本效应在北宋初期并不凸显，但“以文化成天下”的编纂影响并未消失。它不仅在宋以前文学作品的保存、辑佚、校勘、考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为宋初文学与文体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日渐为学人所重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苑英华》编纂研究”负责人、贵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