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史书写同一般文学史书写一样，存在视角生成与价值指向问题，除了要考虑一般文学史书写中的纯杂、主从与显隐关系外，还要关注赋体特质及其对文体演变的影响。较之一般文学史的书写，赋史书写更需多维与开放。

　　文学史书写的纯杂、主从与显隐

　　从先秦两汉的“文章博学”到现代意义的“审美艺术”，“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至今仍不乏弹性的范畴。与之相应，文学史的撰写也有广狭或纯杂之分。在刘勰那里，“文”是万事万物外在形态的自然显现。在章太炎看来，文字所载即为文学。现代意义的文学史成熟于20世纪，早期林传甲、曾毅等人所著的文学史仍包括文字、训诂、史学等方面的内容，二三十年代开始，文学史的编写才大量使用相对狭义的文学观念。支配文学史写作的“文学”观也在自身的张力与西学东渐的时空中随学科分类的演变而徘徊摇荡。或纯或杂，或广义或狭义，或许文学史的写作不必拘守极端的观念，而应保有它的鲜活性与在场性。

　　主、从，主要就地位与影响力而言，文学史书写表现在题材、内容、文体、风貌、作家、流派等不同维度，形成除了文学自身的缘由，也与政治、经济、文化、风尚等诸多社会因素有关。事实上的主流文学不一定对应于书写文学史上的主流文学。区分主从或独举主流是易简的需要，世事纷繁，怎样才能对复杂的世界有一个既快捷又中肯的认知？自然靠“群分”与“类聚”，甚至简化为一阴一阳之道。文学史书写也一样，突出“主流”的好处是叙事集中而明晰，但许多“非主流”的文学现象会因此而被遮蔽。对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既有助于理解主流文学，也有利于考察与展现文学生态的全景，并力求书写逻辑与文学历史的统一。

　　不特主、从，事实与书写之间也必然涉及显隐问题，除了春秋笔法式的微言大义，个人趣味与集体意志之间的张力，也是隐形书写的重要动因。

　　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

　　就体式而言，赋介于诗文之间，非诗非文，亦诗亦文。对赋体体式特征的概括，有“敷陈其事”（朱熹《诗集传》）、“敷布其义”（刘熙《释名·释书契》）、“体物浏亮”（陆机《文赋》）、“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假象尽辞”（挚虞《文章流别论》）、“铺采摛文”（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假设问对”“排比谐隐”“恢廓声势”“征材聚事”（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不歌而诵”（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等种种说法，这些说法既解读了“六义”中的赋法，也从内容、手法、结构、语言、修辞、声韵等许多维度定义或阐释了赋体文学。如果我们不将这种种维度合成一体，就难以对赋体特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横向而言，赋体多元多貌，纵向来看，赋体也多源多变。或出于《诗经》，或源于《楚辞》，或本于纵横家言，还有说出于隐语与俳词的。后来“多源说”逐渐成为共识。影响及于赋体分类，便种种不一，而又个个混淆。或依时代、或按赋家、或凭内容、或藉声律、或据篇幅、或观体类。以时而分，有楚体、汉体、六朝体、唐体、宋体；以人而分，有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以内容分，有体物、序志、抒情、说理、叙事之别；以声律分，有古赋、律赋之说；以篇幅分，有大赋有小赋；以体类分，有诗体有文体。实际分类时往往将各种标准与维度杂糅于一体，如将汉赋分为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既关句式、内容，又涉时代、篇幅，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现代学者也曾尝试从各种维度来概括赋体，但还是难于兼顾赋体横向的体制特征与纵向的演变历程。

　　赋史书写的多维与开放

　　近百年来，有关赋学的著述已逾上百种。这些著述，有通史、通论，有断代、专题，或以古、律优劣为衡裁标准，或以文学代兴为理论指导，或以内容为量器，或以艺术为尺度，或与赋史写作紧密关联，或与文化复兴牵连挂钩，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史以马积高《赋史》、郭维森和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最著。断代更多，有王琳《六朝辞赋史》、于浴贤《六朝赋述论》等。代有新变的书写，构建了赋史的基本框架。

　　有以作家为纲目的，如姜书阁《汉赋通义》、俞纪东《汉唐赋浅说》、康金声与李丹《金元辞赋论略》、孙海洋《明代辞赋述略》。有以题材内容为经纬的，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作家的维度突出了赋须大才的理念，内容的维度切合赋重题材的特征。

　　更多从文体、语言、修辞、美学、风格等形式要素的维度来论赋的成果。如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黄水云《六朝骈赋研究》等。形式的探究是文体研究之本，赋之为赋正在其体式之美。

　　有侧重文献史料的，如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踪凡《司马相如资料汇编》，以及孙福轩和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有通论赋体的，如姜书阁《汉赋通义》、叶幼明《辞赋通论》、曹明纲《赋学概论》、万光治《汉赋通论》。有赋学批评与赋论史著作，如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文献整理与理论探求作为赋学研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赋史书写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还有一些主题相对松散的论文集，如简宗梧《汉赋史论》、何新文《辞赋散论》等。论文集或许不如著作体系严谨，但探骊得珠，往往不乏精深之见。

　　从纵向的接续到横向的拓展，一个世纪尤其近四十年来的赋史书写，发掘了丰富的赋学史料，展现了赋体批评的多维视角，在彰显赋体文学价值的同时，也以时代性与创新性为赋史书写乃至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种种范例。经学无底，史学无边，未来中国经典文体赋史的写作，或许可以在更宏大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背景与维度里展开，沉潜到更为深邃的铺陈机制、叙事结构、赋家身份与创作心理。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需要出发，挖掘和阐发历代赋体文学中超越时空的价值，是赋史撰写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隋唐五代辞赋研究”负责人、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