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汉语哲学”的说法渐入学界视野，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许多学者，如俞吾金、邓晓芒、赵汀阳、陈嘉映、王庆节等，在不同意义上提出过“让哲学说汉语”的说法。进入新世纪，彭永捷、何乏笔等学者也都曾谈论过“汉语哲学”问题。2016年5月，韩水法教授借北京大学“黉门对话”召集了大陆首次“汉语哲学”论坛；差不多同一时间，2016年6月，笔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两岸三地‘汉语哲学’论坛”。自此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联合召开了多次“汉语哲学论坛”。随着国内关于“汉语哲学”的讨论日渐增多，由此也引发一系列疑惑。那么，究竟该如何来理解“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区别于中国哲学

　　讲到“汉语哲学”，人们最为直观的反应便是“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究竟有何区别？早在“中国哲学”提出之初，金岳霖先生便对“中国哲学”这个名称表达过质疑——这究竟是“在中国的哲学”，还是“中国的哲学”？金岳霖先生倾向于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发现于中国的哲学。这样的立论预设了一种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普遍哲学”，于是便有了在英国的物理学、在中国的哲学之类的说法。但这样一种思想也恰恰是造成当代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缘由，因为哲学的普遍性特征与中国的特殊性称谓之间有着巨大张力。如果以所谓“普遍哲学”为标准，那么在中国的哲学难免成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成为某种“朴素的什么”“自发的什么方法”之类的；“中国的哲学”则与哲学的普遍性指向矛盾，哲学似乎不能以“中国”这样一种民族性概念自我设限，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不能只是针对中国这一特殊人群的哲学反思。正如陈嘉映所言：“德国哲学不是说它讨论的是惟德国人特别关心的概念，它主要倒是在讨论法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德国哲学而不是法国哲学，是因为它借助了德语、德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待“中国哲学”，其或是传统思想的阐释或是普遍哲学下的特殊体现，由此很难伸张中国哲学之于人类的普遍意义。

　　作为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目前的相关研究多为对古典思想的阐释，在历史上形成了非常宽泛的学术内涵，包含非常多样的研究进路。但哲学研究并不止于哲学史的经典阐发，更需要一种原创性工作。从冯友兰到陈来，都提出过很多原创性的思想；很多有西学背景的学者也进行了很多有中国意味的原创性哲学工作，如张东荪、张世英、王树人、张祥龙、赵汀阳等人的工作，不过，他们的工作很少被纳入“中国哲学”这个学科范畴。其实，这些基于“汉语世界”本原性思想的哲学正是“汉语哲学”所推崇的。

　　“中国哲学”的提出从一开始就陷于“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困惑，“中国”二字包含了太多历史、社会、民族的意涵，模糊了哲学的普遍性意味。另外，“中国”作为国别是否意味着“中国哲学”也应该包含国内各种少数民族的哲学呢？“汉语哲学”的提出意在避免“哲学”的国别性，并超越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流派。“汉语哲学”强调哲学之于人类的普遍性关切，同时强调汲取“汉语世界”的本原性思想，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回应人类的普遍性问题。

　　汉语哲学不仅仅是汉语言哲学

　　学者们在看到“汉语哲学”这个概念时还会有另一个自然倾向，即把“汉语哲学”理解为“汉语言哲学”。刘梁剑教授就曾专门出版过《汉语言哲学发凡》。“汉语哲学”确实高度自觉于以“汉语”为载体进行的哲学书写，“汉语哲学”研究也确实会涉及“汉语”自身的特质。“汉语”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系，有着自身的构词方式、语法现象及句法结构。哲学作为对于语言—思想关系高度自觉的学科，必然对汉语之于哲学运思的影响有深入思考，但“汉语哲学”绝不是一种语言决定论的哲学。

　　“汉语哲学”不仅仅是基于汉语言反思的哲学，其之为“汉语哲学”本质上源自“汉语”的“生活世界”。人类拥有一个世界就体现在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来表达；任何语言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都有它的独特性，都值得在哲学层面上进行反思。从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开始，哲学家们就认识到语言绝不仅是一种工具，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在现代哲学中，无论是分析哲学传统，抑或欧陆哲学传统，都非常真切地指出“语言”之于“世界”的建构作用。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伽达默尔认为，人是在语言中拥有这个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世界”概念也并不单指语言问题，而是包含人类独特的生存形态、丰富的思想资源、特别的表达形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就基于“汉语”的特质，分析了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的重大差异，并指出：“西洋哲学上的问题大半不是中国人脑中所有的问题……西方人的知识论是把西方人的知识即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而加以论究。然殊不知西方人的知识仅是人类知识中之一种而已，在此以外，确尚有其他。”很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思想传统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基于“汉语世界”的语言与思维特征，其与西方哲学传统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有着根本性差异。

　　“汉语”作为一个生活世界，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回应人类的普遍性关切。“汉语哲学”在其历史建构的进程中，对传统的思想术语进行了“概念重构”，强调以尊重“汉语”自身特质的方式，建立“汉语哲学”自身的规范性。“汉语世界”承载着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并且有着深厚的反思性传统，这些都使“汉语哲学”有充分的存在理由。

　　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本原性差异”

　　“汉语哲学”从根本上并不认为西方哲学提供了某种普遍性标准，也不认为存在所谓的“普遍哲学”。“西方哲学”虽然源远流长、学派众多，但是它的发展受其源头制约，正如怀德海所说，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修辞，而是道出了“西方哲学”的实质。西方哲学传统有其整体性特征。就此而言，“汉语哲学”所处的“汉语世界”，在根基处与西方哲学有着“本原性差异”。

　　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笔者特别重视中国学者对于Being问题的讨论。Being问题不只是一个语言或翻译问题，而是一种表现为语言翻译的深层次哲学问题。Being问题也不单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而是支撑起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支点。所以黑格尔说《逻辑学》就是对存在问题的研究，海德格尔则归纳出“存在—神学—逻辑”的西方哲学内在机制，列维纳斯在反思西方哲学时敢于说“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的传统，这些都说明了Being问题之于西方哲学的基础性地位。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汉语世界”的思考与之完全没有对应性，汉语语系既缺乏印欧语系中承担Being意涵的语词，中国思想传统更不是从对Being之于思想的重要作用出发进行反思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思想系统中发展起来的。

　　“汉语哲学”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概念，回应的是人类的普遍性关切，但这种哲学却是从自身的本原性思想资源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张东荪先生有着特别重要的贡献。在20世纪早期，当中国哲学家们还沉迷于西方哲学的普遍性标准时，他看到“康氏（康德）知识论在他本人以为是讨论人类思想中所普遍含有的范畴，而在我则以为依然只是西方文化中所普遍含有的思想格式而已”。对于人类思想的普遍范畴的理解并不只是从康德出发的，必须把“西方哲学”所谓的“普遍性”重置为“他者”。在当代，赵汀阳先生在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并非从“世界历史”之类的概念出发，同样是深深扎根于“汉语世界”的本原性思想，如《周易》的生生与富有、《礼记》的分享、《老子》的天下观等。当然，基于本原性思想并不是以此自我设限，而是以此对人类的生存作出回应。

　　基于“汉语世界”的本原性思想可以梳理出一个“汉语哲学”的思想谱系，如冯友兰先生对于“境界说”的重视、金岳霖先生对于“道”的论证、李泽厚先生强调的“情本体”、张世英先生的“万有相通”、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而上学”等，他们都在“汉语世界”中汲取本原性思想资源以回应现时代的挑战。

　　作为汉语哲学的西方哲学研究

　　“汉语哲学”从根基处意识到自身与“西方哲学”的差异，且这种差异不是“普遍性”标准下程度上的差异，也不是“比较哲学”视域下特征上的差异，而是“本原性差异”。即便如此，“西方哲学”研究对于“汉语哲学”的建构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语哲学”显然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首先，“西方哲学”通过翻译被引进“汉语世界”时，现代“汉语”就已经作为哲学语言进行工作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哲学概念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自身的表达，现在所熟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论联系实际”等源自西方哲学的说法已经深入“汉语世界”。“西方哲学”的译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项“汉语哲学”的工作，是一项把异质性思想不断吸纳到“汉语世界”的工作。成功的“翻译”必须考虑“汉语”本身的特质以及相应的语境。这是两个语言世界碰撞的过程，也是一种文明丰富成长的过程。

　　当走出“西方哲学”的翻译时代，“西方哲学”若想在“汉语世界”中得到进一步研究，那么学者们研究的重心就不仅仅是如何去理解“西方哲学”，而需要更加自觉于“汉语世界”的语境，更多思考西方哲学问题在“汉语世界”中的可能性；同时以“汉语世界”的本原性思想与之对话，从而使一种异质性思想扎根于“汉语世界”，始终保持“汉语世界”自身的开放性。

　　同时，对于“西方哲学”的认识理解也是“汉语世界”自我省思的过程。恰是以“西方哲学”为“他者”，在“西方哲学”的异质性思想中，才能“迂回”他者，重新发现“自我”。“汉语哲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西方哲学”的引介，对于“西方哲学”理解得越深，也就越能够发现“汉语世界”自身的特质。这也是越来越多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参与到“汉语哲学”建构进程中的重要原因。

　　汉语哲学更期待一种原创性哲学

　　狭义的“哲学”（philosophy）作为一种思想样态是从希腊起源的，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讲“哲学说希腊语”。随后这种思想样态在西方世界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形成了以各种语言为载体的哲学体系，并以自身的规范性推进着思想的发展。从尼采到海德格尔，都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总体性框架来回应人类的普遍性关切。“汉语哲学”的提出意味着以汉语作为载体，自觉于“汉语世界”的本原性思想来回答人类的普遍性问题。

　　重新发现自身的“本原性思想”是“汉语哲学”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转变把“西方哲学”视为“普遍性”的立场，重新置“西方哲学”为他者；区别“西方哲学”中的普遍性关切与“西方世界”中的本原性思想，理解其思想传统的整体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与超越。

　　通过“迂回”西方哲学，突出“汉语世界”在“本体论承诺”层面上与西方哲学的根本性差异，在概念层面上对“汉语世界”固有的思想术语与理论进行学术上的澄清与阐发。就当代而言，以“汉语”形式进行的大量西方哲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算是“汉语哲学”的一部分，广义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参与了“汉语哲学”的建构进程。我们需要以“汉语世界”为基础，对人类广阔的思想谱系作出涵括性梳理，重新建构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基于此，“汉语哲学”要有重新设置哲学议题的能力，而不是跟随西方哲学的路径一路走下去。

　　“汉语哲学”的推进工作始终是以“汉语”为载体的，它需要努力探索基于汉语自身特点的规范性。哲学是一种靠规范性推进思考的思想方式，这种规范性在历史中是有各种变化发展的，现代汉语哲学应该建构自身的规范性。“汉语哲学”只有更好地在汉语层面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才更有利于世界来理解汉语世界的思想。“汉语哲学”的最高成就，应该是从本原性思想出发，基于自身的规范性，融贯中西，以回应人类世界的重大挑战，这也是“汉语哲学”之于人类的重大意义。

　　从普遍性关切、本原性思想、规范性建构三个层面来梳理“汉语哲学”的理论框架，较之“中国哲学”，“汉语哲学”更突出原创性、开放性与未来性等特征。应当指出的是，提出“汉语哲学”并无意取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学科的建制，而是要从中区隔出某一类型的哲学研究，以更为深入地反思、推进“汉语世界”的哲学创造。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