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虽然共产国际曾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中国社会本土内生的产物，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自觉追求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已经独立探索建党的实践，恽代英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主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是武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主动学习和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想。1920年2月，他与林育南等人在武昌横街头18号创办了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利群书社“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杂志，客观上成为长江中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

　　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曾致信包惠僧（时任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书记），要他与恽代英联系，吸收利群书社的优秀分子入党。但由于各种原因，恽代英始终没有与包惠僧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上，从而走上了在中国独立探索建党的道路。

　　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恽代英这时也开始在工人阶级的沃土中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创办利群书社后不久，恽代英又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利群毛巾厂。这既是他实验“共同生活”的另一个基地，也是他与工人阶级联系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这里，恽代英结识了第一批工人朋友。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向他们宣传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等道理。林育英（张浩）、陆若冰等人就是在这里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1920年4月，恽代英又和施洋、李书渠等人发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专门招收经济困难、没有上过学的工人及其子弟。恽代英、施洋等人经常联系工人的艰难生活状况，在教学中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深受工人群众欢迎。这时，恽代英已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扩展至贫苦的工人阶级，从单纯的先进思想文化宣传转向了实际的革命活动。

　　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恽代英的思想一度受到工读互助主义的影响。1920年7月，恽代英在《为什么要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批判无政府主义说，“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10月，他在《未来之梦》一文中承认“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但同时他又认为“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青年恽代英这种思想的矛盾性，正说明了中国先进分子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论如何，这时的恽代英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工读互助主义从本质上讲是空想社会主义。企图用这种改良主义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注定是行不通的。果不其然，北京大学工读互助团最先成立，也最先失败。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勉强坚持到年底，也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而被迫解散。恽代英在武昌的“共同生活”实验，也是困难重重。恰在这时，《新青年》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促使恽代英迅速地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批判张东荪改良主义的同时，对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这使恽代英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回忆说：“记得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一篇《未来之梦》，大发其狂热……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像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

　　是年秋，受陈独秀的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恽代英翻译《阶级争斗》的过程也是他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以及与陈独秀、刘仁静、林育南等人的思想交流，恽代英最终在1921年7月1日至4日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梅庵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前后，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这次年会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时，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则主张学会应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论争在少年中国学会内的反映。恽代英起初在年会上采取调和态度，以免“伤感情，生隔阂”，造成学会分裂。当他见学会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时，便坚决支持邓中夏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会后，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钟健的信中说，“我在南京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即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

　　发起成立共存社

　　1921年7月15日至21日，恽代英从南京返回湖北后立即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等24位进步青年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与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恽代英获悉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消息，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与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萧云翥、李书渠、廖焕星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从此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共存社虽然名称与中国共产党有别，但它事实上是带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得到印证。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林育南代表共存社出席在苏俄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林育南抵达苏俄后，用中、俄两种文字填写了一张《调查表 中华共产党部》，其中第5栏：“现有什么委任状？”林育南写道：“有共存社的委任状”；第6栏：“原属什么党派或团体？”林育南写道：“共存社（共产主义团体）的社员。”共存社的成立，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恽代英独立探索建党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迟早也会成立，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恽代英年谱长编”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