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吴·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其上饰有麒麟、比翼鸟、龟等动物形象。

　　近代的一些文学理论认为，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偏离词语的日常用法，以达到意义的重构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比喻（“譬喻”）的作用在这方面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与这个近代文学理念相反的是，牟子认为“譬喻”的最大特点在于“熟悉化”，而非“厌黩旧式，穿凿取新”。可以说，“熟悉化”是牟子推进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核心。

　　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和思维模式的“譬喻”，向来为不同文化传统所推崇。《牟子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书中大量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之书，对佛教教义学说加以发挥阐述，以图论证佛、道、儒观点一致，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早期尝试。如果将《牟子理惑论》中的“譬喻”从文中去掉，那么不仅会损害其语言的生动形象性，而且将使其逻辑论证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同时可能模糊早期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本有的直观而紧促的张力，并将忽略《牟子理惑论》为克服这一张力所形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譬喻”的特点在于“熟悉化”

　　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假设或有中土人士认为佛教经典中常常使用“譬喻”之故而诘难之：“喻，非道之要。合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辞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由此之故，牟子将自己对“譬喻”的认识及其重要性阐述出来，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乃至圣人贤者著书立说都离不开“譬喻”：“事尝共见者，可说以实。一人见一人不见者，难与诚言也。昔人未见麟，问尝见者：麟何类乎？见者曰：麟如麟也。问者曰：若吾尝见麟，则不问子矣。而云麟如麟，宁可解哉？见者曰：麟，麏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霍解……《诗》之三百，牵物合类，自诸子谶纬、圣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

　　牟子认为，对于没见过“麟”的人，如果解释说“麟”就是“麟”，对其而言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如果说“麟”具有麏身、牛尾、鹿蹄、马背，不懂的人则立即就明白了。在牟子看来，未见“麟”者与见过“麟”的人，都拥有关于“麏、牛、鹿、马”的知识，因此“譬喻”的作用是见者以其与未见者都熟悉的一个事物指称另一个事物，而使得未见者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事物。近代的一些文学理论认为，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偏离词语的日常用法，以达到意义的重构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比喻（“譬喻”）的作用在这方面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与这个近代文学理念相反的是，牟子认为“譬喻”的最大特点在于“熟悉化”，而非“厌黩旧式，穿凿取新”。可以说，“熟悉化”是牟子推进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核心。

　　“譬喻”阐释路径沟通佛教与中国文化精神

　　牟子在阐发“譬喻”之意义时例举了如何解释“麟”的问题，并认为以“麏身、牛尾、鹿蹄、马背”来解释“麟”是恰当的。从这些语句来看，牟子所谓的“譬喻”其实是类比，而非比喻。然而，牟子谈“譬喻”时仅仅指的是类比吗？当然不是。在《牟子理惑论》中可以发现牟子运用“譬喻”时，多处以比喻词“譬、犹、如”来作喻。可见，牟子的“譬喻”并非仅指类比，它也包括了比喻，这二者在牟子那里常常是不加以区分的。

　　《牟子理惑论》中主要的比喻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皆有其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例如，“若高不绝山阜，跛羊凌其巅。深不绝涓流，孺子浴其渊”，来源于中国古谚——“深不绝涓泉。稚子浴其渊。高不绝丘陵。跛羊游其巅”。“麒麟不处苑囿之中”，来源于《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吞舟之鱼不游数仞之溪”，来源于《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虽非一人所堪，譬若临河饮水，饱而自足，焉知其余哉”，来源于《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四师虽圣，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来源于《孟子·公孙丑》“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 类也”。“吾自闻道以来，如开云见白日”，来源于《后汉书·袁绍传》“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等等。在这当中，有些比喻的文句是直接采用，有些则对文句做了一些修改和调整，有些援引比喻的义理进入新的语境。通过这些例子与中国经典文句的比对，不难发现牟子虽然是在运用比喻，但由于不少都是直接采用前人的文句，因此在这些比喻中，比喻的作用已不是首要的，更重要的是“熟悉化”的方法和中国化的目的，即通过使用中国人熟悉的比喻，使得佛教的义理为中国人所了解并接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比喻都是这样的。在涉及一些佛教的核心义理时，比喻的文句就出现了新的创造，虽然喻体仍然属于人所熟知的日常事物，如为了说明佛教灵魂不灭的思想，牟子将之比喻为“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类似于这样的独创文句，构成了牟子“譬喻”诠释进路中另一个重要维度。总之，《牟子理惑论》中的“譬喻”之例，不论是文句的直接采用，还是义理的援引，又或全新的独创，都经过牟子新的阐释，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认知维度。

　　如果说《牟子理惑论》中的比喻较多地直接采用中国经典中的文句，那么《牟子理惑论》中的类比则主要是对中国传统礼、义、仁、孝等观念的援用和创新。《牟子理惑论》独到性地诠释了中国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良相伊尹吕尚周公、圣人孔孟老庄以及各个流派、各路英雄侠客的故事与佛教义理的相似性。从这个相似性出发，牟子恰到好处地使用“熟悉化”的诠释方法，将佛教义理与中国文化精神相沟通，建构了儒释道三家新的范畴、新的世界。

　　“譬喻”影响早期佛教造像艺术

　　《牟子理惑论》中“譬喻”的喻体多源于中国经典，对中土人士了解佛教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出于中国化的动机，《牟子理惑论》中“譬喻”的某些喻体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牟子理惑论》将中国的圣贤与佛陀相比较：“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这个比喻显然援引了《孟子》在比较圣人与普通老百姓时使用的句子：“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将所信仰的对象比附于某种事物本应十分小心谨慎。这个比喻出于“熟悉化”的动机直接取自《孟子》，可见牟子接受以“麒麟”与“凤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灵兽”——比附于佛陀。无独有偶，韩国学者李正晓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一书中提到，在一些出土的孙吴西晋时期的佛饰魂瓶上出现了“凤凰”与“麒麟”的造像。“麒麟”与“凤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象征元素一直处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佛教将之引进造像艺术始于三国孙吴时期（按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虽然不能说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艺术造型受到《牟子理惑论》的决定性影响，但二者的同时性关系绝非仅仅是一种巧合。从时间上看，《牟子理惑论》以“麒麟”“凤凰”比喻佛陀，与同期“麒麟”“凤凰”开始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艺术中出现，确实反映出中国早期佛教在跨文化融合中的一种“熟悉化”的努力。可见，不论是中国早期的佛教理论，还是中国早期佛教的造像艺术的实践，都在同一时期走着一条跨文化的道路，一条中国化的创新道路。

　　牟子运用“譬喻”的核心目的即是《牟子理惑论》的宗旨：让佛教义理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相贯通。“熟悉化”诠释方法的目的在于告诉中国人佛教信仰并非怪力乱神，其与中国的圣王先贤之道可以相互贯通。可以说，《牟子理惑论》的思想，尤其是“熟悉化”的方法论思想，对早期佛教的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佛教早期作为外来宗教，通过一代又一代僧侣的努力，最后成功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与儒道文化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