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加速，记忆在消逝。借助保罗·里克尔的现象学诠释，整个20世纪记忆研究的内涵或许可以解读为“记忆什么”“如何记忆”与“谁在记忆”的基本框架，而整个20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创作也可以以“记忆转向”为目标构建起一道“记忆诗学”的风景线。回顾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一批“记忆诗学”的创作者成为影响中国、发现中国、书写中国、对话中国的前沿人物。那么，这样一批人物是如何构筑起20世纪法国文学“记忆诗学”的谱系，对此我们需要进行整理与探究。
记忆什么
19世纪的法国小说以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左拉、福楼拜为代表，塑造出被称为“传统”或“典范”的小说样式。然而，备受质疑的理性主义观念、横亘于世人面前的虚无主义深渊却使“如何回忆过去、如何建构记忆符号叙事”成为文学的一大任务，由此也构成“记忆诗学”得以发生的宏大背景。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为最经典的回忆小说，以第一人称即“自我”的叙述方式，利用绵延的记忆来展开以内部、自我、内心为对象的文本描写，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去怀念那个业已逝去的、和谐的、感应的生命存在。一块浸了茶的马德莱娜小蛋糕刺激了味觉，使主人公潜意识地回想起童年在乡间别墅度过的美好夏日时光；汤匙落在盘子上的声音激起的听觉，令主人公回忆起青年时代乘火车旅行时所见的阳光耀目的诗意美景。在此，普鲁斯特尽情地发挥波德莱尔式的“通感”，构建起“感觉式的诗性记忆”，更教给了人们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与普鲁斯特通过“内心独白”（或曰“意识流”）而融合了感性与理性不同，这一时期的塞利纳以处女作《茫茫黑夜漫游》展现了战争、贫穷、疾病困扰下的流浪生涯，并时而代表主人公，时而又回归到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者角色，大量运用口语、俚语、行话、反讽、夸张、讽刺、幽默、调侃等手法，以犹如醉汉般满嘴呓语、口出狂言、自嘲自骂的方式展开“审丑意识”式的狂欢记忆。就这样，作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不论是普鲁斯特还是塞利纳，皆以独特的记忆叙事符号书写了宏大的时代语境，以他者、外部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转向以自我、内心为核心的、以社会语境为背景的文本叙事。
如何记忆
经历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精神危机之后，法国文学界孕育出米歇尔·布托尔、阿兰·罗布-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等一批极具颠覆性的新小说派作家。延续着世纪之交以来对传统宗教、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怀疑，这些人物认为混沌、流动、无序才是“真实世界”的基本特征，尝试寻求新的小说表现样式，探索更具真实性的文学存在。在此，记忆诗学成了新小说派的一个重要选择。
布托尔的小说《时间表》（或译为《曾几何时》《时情化忆》）采取“互文性”方式，将希腊“迷宫”神话、圣经“该隐弑弟”的故事重现于现代都市，采取平行对比、交错重叠、倒回过去、循环反复等多样化的手法来呈现“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时间或记忆不再是恒定、持续的“流动”，而是断裂性、循环性地被重新构筑起来。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重现的镜子》一方面杂糅自传、小说和文论等不同的文类，一方面将过去、现在、传说、梦境、幻想和潜意识之中的各种事件皆糅合在一起，并采用断裂的情节、意象、画面，颠倒的时空，结构的留白和大量的隐喻，使“自我历史的回忆”达到了一种新颖的记忆叙事的效果。菲利普·索莱尔斯的《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则以自我成长、思想体验、文学创作为内容，通过断裂性、碎片化与多样性的叙述重构，践行了一种所谓“自我虚构式”的传记化记忆。在这一过程中，索莱尔斯始终持守一种“置身当下”的先锋形象和写作态度，纵向式地还原了法国20世纪思想文学的“原样”，让读者也参与到文学记忆的变迁之中。就这样，20世纪中期的新小说派作家不断进行着小说的新实验，在一个走向解构主义、走向充满虚无与多义的后现代语境下实现了真正的自我的追寻与认识，亦在思索“如何记忆”的疑问之时，提示出“我是谁”的根本问题。
谁在记忆
21世纪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让“新寓言派”小说家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新寓言派的文学创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处在一个“清算、变革与大胆突破”的后现代语境之后，新寓言派作家更期望达成一种“变革中的内敛”，实现“创新与回归的结合”，由此也成就了“记忆诗学”的一大转向。
勒克莱齐奥极为关注非主流文明的边缘人物与少数族裔，不管是《寻金者》《变革》还是《非洲人》《饥饿间奏曲》，记忆成为故事叙事的推动力、生成力和创造力，勒克莱齐奥将之作为寻找自我、重塑历史、回归家园的叙事手段，从而实现了以身份认同为主导的历史认识，具有一种可称之为“生发式”的史诗化记忆的特质。莫迪亚诺创作的《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将二战时期法兰西民族、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与自我找不到存在根源的个体记忆交织在一起，以一种可称之为“既视”（déjà vu）式的侦探记忆的艺术方式，重现了不同于国家正史记载的一段“自我”的历史。为了展现时空交错的“既视”所造成的荒诞，莫迪亚诺让偏执狂主人公在幻觉中与德国驻法国全权代表阿贝茨、作家塞利纳等人物保持交往，从而使二战的历史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得以呈现。为了突出这样的“既视”，莫迪亚诺习惯以“调查、回忆、推理、想象”等方式，通过人证与物证等多样化的线索来展开故事的再现或重构，并赋予了找寻根源以一种精神性、归宿性的使命感。就这样，新寓言派作家将目光投向普通人、边缘人，由此来寻求对自我、对根源的重新认识与审美；借助普通个体记忆的微观史，来重塑欧洲或其他民族种族的宏大集体历史；以记忆来寻找存在根基、确定身份，来消减虚无主义带给人类所谓“最难以捉摸的命运”的后果。
概而言之，法国现代派文学潜藏着一种可称为“记忆诗学”的特质。这样的记忆诗学在最初的世纪之交，普鲁斯特与塞利纳基于自我身份、围绕“记忆什么”，即记忆的主题而进行文学创作，构筑起以社会语境为背景的记忆诗学；20世纪中期以来，布托尔、罗布-格里耶等一批新小说派作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实验，就“如何回忆”，即记忆的表现方法展开了多样性的探究，依托古典、重塑自我、自我虚构，构筑起以呈现自我为焦点的记忆诗学。到了20世纪后期，以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为代表的新寓言派作家重点关注了“谁在记忆”的问题，以边缘人、记忆碎片、文化图像为线索，将记忆者的个体记忆拓展并转向探讨整个人类的历史与命运，从而成就了以主体性“身份认同”为主导、重塑历史的记忆诗学。
法国现代派文学展现出的“记忆诗学”这道独特风景，为世界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也提供了参考或借鉴。不可否认，记忆文学、法国文学史、文化史可谓共同构建起法兰西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记忆，而作为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记忆文学正通过经典文本的形式，也即一种不朽的精神仪式，描述着法兰西民族的身份认同，构筑起以法兰西民族性为核心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凸显出法国文化的软实力与独特魅力，亦是法国文化外交的重要依托点之一，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去思索、参考与借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记忆诗学视野下的莫迪亚诺小说研究”负责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