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庸人心态”的批判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庸俗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深刻洞察与揭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支配下，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作为生命活动的基础，将金钱奉若神明，疯狂地攫取财富和消费商品，追逐私人利益最大化，重占有而轻存在。“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斗争取代友爱，利益取代价值，享乐取代超越。人们堕落成货币至上主义者，自私自利、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思维惰化、精神空虚。马克思对“庸人心态”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存状态的利己化；生活追求的拜物化；思维方式的凝固化。

　　生存状态的利己化

　　马克思多次在著作中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命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旨归；人与人的关系是逐利性的竞争关系和互为手段的对立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以雇佣劳动和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弥漫着世俗的“犹太精神”，即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是犀利地批判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由此，所谓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意味着以私人利益为核心、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私人生活领域。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利己主义的冰水毫不留情地淹没着那些“神圣发作”的情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是“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施蒂纳把历史发展看作利己主义完善的过程，其实质不过是以观念和精神虚构历史、支配生活。生存状态的利己化导致人“非人化”，堕落成有己无人、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存在物。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分裂。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称不上一个“好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人只是执着于满足自身利益，把个人利益作为唯一目的，只知利己不知利他的平庸之人。而这样的“庸人”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呼唤和追寻的具有崇高人格的“共产主义新人”。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与世隔绝、自成一体的“孤岛”，而是社会性、关系性的存在，因而必须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人与人之间不是“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承认、互为依存的关系。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绝非离群索居、孤芳自赏、沉湎于自我小世界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与他人“共在共存”，并进行着内容丰富的交往活动。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私有制和国家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视他人为“地狱”的“异化”关系，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而“现实的个人”也由此实现“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统一，成为“完整的人”。

　　生活追求的拜物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货币”章中以生动的笔触展开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货币作为起颠倒作用的力量而出现，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在金钱这位“新神”面前，传统的“旧神”都遭到贬低和否定。评价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依据不在于它是否具备对人的促进和完善意义，而是变成了它能够在市场上卖出多少价钱。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价值失范。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拜物教更变本加厉地加深人的“自我异化”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当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一切的外在力量，人拜倒在资本面前，沦为资本的奴仆。死劳动统治活劳动，主体性的人变成消极、被动的存在，任由本该走向健全和完整的生命被资本操纵和规训，毫无主见和自由可言。资本只关注劳动力能否创造物质财富，而不会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在资本逻辑的遮蔽下，“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的发展也采取物的发展形式，变成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零件和攫取利润的工具。他无力反抗资本的压迫，没有办法为自己而活，只能在资本的主宰下亦步亦趋，由此造成的后果必然是生活境况愈加粗糙和庸俗。

　　除了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也反噬着人的心灵。面对“庞大的商品堆积”，人们渴望占有更多的商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美好生活简单地等同于财富占有和商品消费。一方面，“资产阶级甚至使享乐采取了正式的经济形式——穷奢极侈的形式”。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为了持续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增殖自身，狰狞的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吞噬活劳动和自然资源，显露其反人性、反生态的本性。但贪婪无度的资本家不会关注工人的死活和生态危机，而是沉醉于纸醉金迷、大肆挥霍的奢靡生活，追逐极端的享乐主义。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由于受到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沉迷于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营造的幻象之中，盲目地认同现状，形成“资本化”的思维方式，从而丧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和超越向度，削弱了革命性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人的自主性、个性、独特性被“物”逐渐消解，成了失去本真、自甘平庸的“异己”的存在。因而，无产阶级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必须认清物化的本质，打破物化的藩篱，唤醒自身的阶级意识，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思维方式的凝固化

　　马克思认为，以萨伊、巴师夏、约翰·穆勒、西尼尔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带有十足的“庸俗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庸俗经济学把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当作事物的本质，把个别事实归纳为一般事实。例如，萨伊的“三分法”体系，他认为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三种要素创造的，因而在进行分配时，拥有这三种要素的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地主拥有地租。由此，工人、资本家、地主以看似平等的地位参与分配，而实质上却抹杀了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于是，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二是这些“庸俗经济学家”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作辩护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以不同的形式维护资产阶级貌似合理的统治，在经济学概念中兜圈子。“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他们无法跳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逻辑，无法认清资本主义的内在悖论和矛盾，自然也得不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深刻结论。三是“庸俗经济学”敌视“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人”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这些思维片面、眼界狭隘、缺乏历史眼光的庸俗经济学家绝不会想到，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无产阶级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从“非人化”的苦难镜像走向“真正的人类历史”的新生。

　　马克思之所以能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进行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关键在于他以历史的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辩证的分析，认识到任何客观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历史性、条件性和有限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马克思既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意义，又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病，由此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论断。与“庸俗经济学家”凝固化、僵化的思维方式相比，马克思“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彰显出自我扬弃、辩证发展的理论品格和方法论特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