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哈德逊河画派在继承欧洲风景画技法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了以荒野为特征的戏剧性风景画，形成了美国独特的视觉形象，风景画成为美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征服自然：美国社会的主流

　　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居民越来越远离自然，人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精神而不是身体上，将风景带回家，通过视觉图像和想象来弥补这种感官上的缺失，重新理解自然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美国没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有原始的森林和树木，自然中的一切是新的，“新的”自然被哈德逊河画派所呈现。他们将浪漫主义的崇高、庄严与自然联系起来，将审美经验与道德价值联系起来，提出新的美学形式，探索美国风景视觉定义。

　　美国风景画还体现了本土的主题和价值观，这是美国审美个人表达的回忆录，超越了欧洲的审美限制。不管是荒野风景画还是田园牧歌式风景画，无疑是对时代症候的回应，它们细腻地传达出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失落的自然乐园的一种文化补偿和精神抚慰，同时又似乎悖谬地扮演着时代之隐秘的歌颂者的角色。

　　在哈德逊河画派的艺术家看来，美国没有欧洲那样璀璨的文化与深厚的历史，荒野象征着国家的潜力和历史，自然奇观能给人带来崇高、自信，荒野的风景也象征着上帝最初的纯真。随着美国西部领土的快速扩张，美国人希冀建立伟大帝国，开拓西部，向荒野进军，排干沼泽，砍伐森林，征服荒野，征服自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美国人开始向荒野索取土地并定居荒野。哈德逊河画派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地表现阿卡迪亚式中景：定居风景，努力寻找荒野与城市之间的平衡。他们往往将荒野、驯化风景甚至是工业化图景并置，但突出的是中景。因为中景联系着荒野与城市，暗含着迅速变化时期的稳定性，不仅是和谐自然的理想化形象，而且被改变的地形地貌也是对和谐、平衡社会关系的渴望，服务于社会秩序结构转型的文化梦想。

　　当然，部分艺术家也表达了美国人肆无忌惮的“进步”和对即将消失的荒野的担忧与恐惧。例如，19世纪早期，西部大草原上大约有3000万头野牛，到1890年也就是大约比尔施塔特画《最后的水牛》这幅油画时，野生水牛急剧减少到1000头左右，已濒临灭绝。显然画中数不清的牛群是画家的浪漫想象，况且大规模扑杀野生水牛的是白人定居者，而不是印第安人。可见，这幅作品不是对西部风景和历史的真实描绘，扭曲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比尔施塔特精心的构思传达了一个当代环境问题。

　　审美主体的张力

　　哈德逊河画派创始人科尔通过想象在风景中融入道德寓意，使风景画承担了历史绘画的道德职能，体现了浪漫的崇高，他的风景画与文明发展、人类道德等宏大主题相关，使艺术与历史、道德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故称寓意式风景画。杜兰德的风景画则更多受模仿学说和地形学影响，用版画家对细节的激情，致力于再现眼睛看到的自然，一丝不苟地对岩石、森林内部等景物进行细节性描绘，作品显得更加真实、自然，故称他的风景画为忠于自然的写实风景画。19世纪70年代以后，受法国巴比松画派、德国杜塞尔多夫学院、惠斯勒抒情梦幻曲的影响，一些艺术家如英尼斯不再追求画面的宏大和细节的刻画，而是追求孤独的沉思、内省和一种心灵的永恒感，强调风景的情绪表达，他在诗情画意的气氛中消解了哈德逊河画派的传统形式。

　　对于如何彰显自然特质，如何表达情感和艺术观念，如何处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哈德逊河画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表现出一种张力，甚至同一个艺术家的主张有时候也显得矛盾。他们的风景画具有写实主义的倾向，但并不是照搬自然、模仿自然，他们对原始素材进行提炼加工，用浪漫主义手法和理想主义情怀在大自然中寻找神圣画面，以满足心灵的需要，他们的风景画又具有理想化倾向。哈德逊河画派崇尚美国独特的荒野风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又羡慕欧洲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他们的作品表达了进步主义信念，但也有部分画家开始警醒美国人的进取精神，担心“文明之斧头”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可见，他们的面向像一个多棱镜被呈现出来，艺术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画家内心的丰富多彩和思维的复杂多变在哈德逊河画派中表现得如此充分。

　　担心扩张主义的野心导致社会道德堕落

　　艺术史家米切尔把风景看成是文化力量的工具，是创建国家与社会认同感的核心工具。哈德逊河画派通过联想，将自然与美德、纯洁、和谐以及国家统一、民族自豪感联系起来，风景画成为社会内涵的图像表达。

　　哈德逊河画派画家们的风景画更多地指向美国的现在和未来，他们相信美国是注定繁荣的地方，同时又担心扩张主义的野心会导致社会道德堕落，最终使帝国事业陷入不可避免的衰败甚至毁灭。科尔抛弃了美国国家主义自豪，他作品中的忧患意识和悲观主义情绪则是当时美国思想界“二律背反”的充分表征。在哈德逊河画派早期的风景画中，美洲原住民是新世界的重要象征，往往将其存在浪漫化，而实际上消除了原住民与这片土地的实际关系。哈德逊河画派画家们只是把美洲土著人作为美国荒野纯洁性、原初性的见证者，在风景画中印第安人与原始荒野风景浑然一体，从而证明美国白人“昭昭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

　　然而，事实上原住民的生存境况并非如此。2020年是“五月花”号登陆北美400周年，正如美国媒体评论称，回顾历史和现实，“五月花”号登陆北美，对于印第安人而言却是悲惨时代的开始。从历史上遭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到如今陷入系统性贫困和被歧视，原本是这片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的声音日渐微弱。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说，回顾西方在北美殖民的400年历史，它对美国印第安人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血泪之路”。1492年北美有500万印第安人，到了1900年，印第安人急剧减少到25万。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执行董事香农·凯勒说：“美国今天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个种族的屠杀和灭绝基础上，这一历史性创伤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

　　美墨战争以及此后由于领土扩张带来的奴隶制争议，引发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剧烈冲突，最后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这一时期，哈德逊河画派的风景画作为爱国情怀的纽带，从美墨战争到内战期间，很多风景画在风景中嵌入自然隐喻或者道德寓意，比如克洛普西的《战争之魂》，丘奇的《科托帕希》等都是将风景画服务于国家意义，用气象现象比喻冲突或战争爆发之前的紧张气氛。“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的风景画呈现的是乌云吞没风景，或者是火山爆发对自然的毁灭，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崇高、美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未来的不确定、忧伤，这些主题涉及国家的道德危机，影射了在追求帝国事业中，扩张主义、贪欲、私利的膨胀都可能导致国家误入歧途，通过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的冲突，隐喻了艺术家对当时美国政治事件的回应。在危机中，部分艺术家如克洛普西的《和平精神》祈祷不要战争，要和平，希望搁置争议。而艺术家丘奇的作品《我们天空的旗帜》更是在作品中直接宣示了他保持联邦、国家不分裂的政治立场与爱国精神。战争结束后，哈德逊河画派的一些作品如丘奇的《新英格兰风景》，英尼斯的《希望的迹象》与《和平与富足》等作品或者呈现了暴风雨过后的彩虹，或者描绘了丰收场景，或者诗意化展现蔚蓝的天空、潺潺流水和宁静的草地、田野和森林，这些都预示和平、欢乐的到来。总之，在这里，艺术家将自然看作是国家主义的基本媒介，将国家主义内容整合到自然之中，风景画承载了帝国愿景、美国文化、道德提升的使命。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维语境下的哈德逊河画派研究”主持人、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