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了以乐行政、乐与政通的制度体系，也即所谓的乐政体系。

　　乐政概念的提出

　　“乐政”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在《周礼·春官》中有“乐师”一职，职责包括“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古人关于“乐政”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贾公彦疏言：“‘治其乐政’者，谓治理乐声，使得其正，不淫放也。”以正训政，认为乐政是对乐声的校正。二是孙诒让《周礼正义》言：“政谓若正乐悬、舞位及诸戒令，皆是也。”认为乐政是雅乐演奏过程中的具体安排及命令。两种解释中，贾说较为偏狭，孙说更为融通。《周礼》之外，后代典籍对乐政概念使用较为少见，仅有《续资治通鉴》卷88载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至此，乐政的意涵得以扩大，指国家层面与音乐相关的一切事务。

　　当代学者开始较为普遍地使用乐政概念，如宋镇豪、张国安、卜键、杨华、曹胜高等先生，都有对乐政概念的界定和概括。他们认为，乐政是对周代雅乐制度高度政治化的概括，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礼与乐、乐与政、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不过，相关著述对乐政概念的使用，更多是偶一性的，尚缺乏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故在结合古人注疏及今人乐政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乐政进一步定义为：以周代的雅乐体系为基础，通过乐与礼的整合补充，乐教与乐治的相辅相成，并由此形成的一种政治体制、伦理规范和社会生活范式。另外，与学界最为常用的乐教概念相比，乐政的内涵和外延都更为扩大，乐教其实被涵括在乐政的政治设计之内。

　　周代乐政体系的形成

　　乐政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吕氏春秋·古乐》载：“乐所由来者尚也。”这说明音乐的起源很早。但音乐的起源，并不代表乐政体系就已经确立。在原始时代，乐舞只是巫觋改造自然、沟通天地的技术手段，很大程度上属于弗雷泽所说的“个体巫术”。而随着颛顼时代“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上古乐舞的文化功能发生了巨大改变，逐渐从巫觋对自然神灵的控制手段，转变为崇敬至上神和昭显先祖功绩的象征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上古乐舞开始与政治发生关联，先民们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去作乐和用乐。而在作乐和用乐的过程中，又逐渐确立了固定的结构模式和价值体系，为周代乐政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乐政体系真正得以形成，要到西周时期，以周公的“制礼作乐”为标志。可以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既构建了新的政治制度，又奠定了新的文化价值传统。周公之“作乐”，很大程度上是以殷商的音乐文化作为参考对象的。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周人基本上是“修商人典”（《逸周书·世俘解》），即主动学习殷商的礼乐之典，并以之作为举行典礼的依据，这点通过对《逸周书·世俘解》的解读可以见出。但在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更是在对殷鉴的反思中完成的，包括：有感于纣王“断弃先祖之乐”带来的离心离德，周人完善了自己的祭乐系统；借助殷乐官奔周带来的“祭乐器”，周人确立了新的乐官系统和器乐体系；在损益殷商乐制的基础上，周人构建了新的乐制体系；等等。可以说，虽然周人在制度上对殷商的音乐文化有所继承和损益，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却彻底扭转了殷商音乐文化的宗教意义，强化了音乐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以“德”为意识形态的治国理念，从而建构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伦理秩序。

　　周代乐政的学理建构

　　如果说西周的制礼作乐，主要确立了乐政的制度形态。那么，自西周晚期以来，大量乐论话语的出现，则开始对乐政进行理论反思。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到了西周晚期，随着社会剧烈的变动，西周初期所确立的乐政体系已经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秩序，故而一批贤明的专业职官和卿大夫群体，有感于“礼崩乐坏”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发表了大量的乐论话语，开始从学理上总结西周的乐政体系。当然，这些乐论话语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尚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但因为这些乐论话语的言说主体有着相近的知识素养，故存在共同的理论聚焦和政治关切，可以相互补充。这表现在，将“德礼观念”确立为周代乐政的价值内涵，将“和平之声”确立为周代乐政的生成条件，由心、耳关系反映出周代乐政的运作机理，由“乐以殖财”实现周代乐政的作用效果等。可以说，这些乐论话语紧紧围绕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孔子以后儒家乐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入战国之后，先秦诸子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理论。在这其中，儒家全面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乐政体系和乐论知识，并从学理上进行了思想深化和理论建构，从而形成了众多体系完备、逻辑自洽的乐论文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乐记》。

　　《乐记》首先对“乐”的逻辑结构进行分解，将之分为“声”“音”“乐”三个部分，并分别赋予三者不同的价值内涵，如“声”是个体情感的简单宣泄；“音”除了具备一定的审美意义外，还是省察政治得失的重要标准；“乐”则代表了儒家乐论的最高审美层次，不但是理想的道德伦理象征符号，更是一套系统而复杂的政教体系。其次，《乐记》还引入了心、性、情等概念，将儒家的音乐理论纳入性情论的范畴之中，为乐政体系寻求学理依据。最后，《乐记》还重点讨论了儒家乐政的实现途径，即通过“反情和志”和“广乐成教”两种方式来感化人心，最终达到由个体之治到群体之治的政治目标。

　　周代乐政的研究价值

　　从乐政的角度来审视周代的礼乐文化，一方面可以深刻把握其外在框架和内在意涵，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善当下研究中重礼轻乐的倾向。故对周代乐政进行整体性观照，价值是多方面的。

　　一、乐政与制度。乐政体系的形成，构建了早期中国行政体制的重要框架和运作模式。可以说，自周代以降，礼乐制度就被高度政治化了，周公的制礼作乐，不但是政治制度的创制，更是国家治理手段的革新。故立足于乐政这一概念，一方面可以在整合礼乐关系的基础上，突出乐在社会政治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构建乐政体系的过程中，将之作为考察周代制度演进和社会演化的重要动因。

　　二、乐政与思想。乐政体系在构建之初，就被赋予了“德”的价值内涵。随着王官之学的解体，春秋时期的知识人不断地对乐政体系进行学理总结，挖掘出了“和”“平”“中音”等概念；进入战国时期并延续到汉代，儒学学派在继承周代乐政体系的基础上，更是进行了哲理的升华，并从人性论、宇宙论等层面进行了相关的论证。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一直以来的思考对象。故通过对周代乐政体系的学理建构，可以做到思想史、学术史和哲学史相互贯通。

　　三、乐政与文学。近人言及先秦文学，往往谓诗、乐、舞合一。故对周乐进行研究，也是对先秦文学研究的深化。所以从乐政的层面对文学展开审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对文学观念的生成来说，“周文”的形成就与周代的乐仪之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对文学活动的实现来说，周代的乐官首先就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而周代文学活动的展开，很多也是依托于音乐的形式，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模式，对于“制度文学”或“文学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周乐政与乐官的文学活动研究”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