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甲骨文，“巴蜀图语”的图像性更加明显，作为一种早期造字的符号例证，有助于从更立体的维度呈现中华文字谱系不同支脉的演化。结合文化考古情况，通常认为巴蜀图语是由许多兄弟族团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产物，这又使得巴蜀图语具有符号融合演化的极佳样本性。这两种特性，令巴蜀符号作为中国符号学对象具有双重价值。
“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巴蜀文字”，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盆地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图案、戈文、印章符号的统称。“巴蜀文字是一种‘古文字’是研究者公认的，且我国先秦的文字，除汉字外可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 近年的不少研究表明，巴蜀图语与古彝文字有一定关系。无论巴蜀图语的文字类属如何界定，其研究的推进对中华文字文化谱系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巴蜀图语”及其符号学属性
从符号形制结构来看，巴蜀图语中有较多象形符号，这也是其得名“图语”的原因。根据目前收集的272种符号归类，大致可分为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六类。其中，“人形符号12种、动物符号26种、植物符号有33种、器物符31种、建筑符号有20种”。不过，巴蜀图语并不是完全象形，其中不少较为抽象，已经无法简单地按照象形来辨识。
对于巴蜀图语的表音特性，学界也存在争议：钱玉趾从巴蜀符号与古彝文的关系推测，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而童恩正从文字结构考察认为，“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此外，目前发现的巴蜀符号多为单符，没有连接结构或句法关系，从语言逻辑可判断，其表意带有对象指向性；结合其主要出现于铸造成本较高的青铜器物上，也可推测其可能具有较强的象征性。
相比较甲骨文，“巴蜀图语”的图像性更加明显，作为一种早期造字的符号例证，有助于从更立体的维度呈现中华文字谱系不同支脉的演化。结合文化考古情况，通常认为巴蜀图语是由许多兄弟族团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产物，这又使得巴蜀图语具有符号融合演化的极佳样本性。这两种特性，令巴蜀符号作为中国符号学对象具有双重价值。
西方语言符号学传统偏颇与巴蜀符号的可能补充
以中国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符号，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受到偏见甚至污名化对待。黑格尔认为，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更符合理智的要求……而象形文字语言只有对中国那样精神文化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才是适合的；卢梭则认为，汉字是只比最原始的描画物体高级的第二阶段，而字母文字对应文明社会和秩序。现代符号学的开创者之一索绪尔，将他的语言符号学研究范围界定为“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表音体系”。上述偏见，实际上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线性符号达尔文主义”，其与文化的“多样性”本质相悖。在学理和历史维度上，这种“线性符号达尔文主义”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东西方文化处于两个不同演化系统中。在符号形式上，他们集中体现为书写文明与语音文明的区别，且植根于各自文化信仰。
而在东方中国，语音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所谓禽有禽言，兽有兽语，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赋予人类超越性力量的符号，明确指向“文字”——仓颉作文字，天雨粟，鬼夜哭。张彦远解释说，“造化不能藏其密，而神鬼不能遁其形”。上述解释也是“书画同源”说的最早来源。这反映出，中华书写符号体系中的图像理据植根于文字的发生和演化，其极大区别于表音语言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语言符号系统。
未纳入图像理据性的索绪尔语言符号系统，在对象范畴上是褊狭的，其理论的普遍有效性也受此限制。现代符号学的另一位开创者皮尔斯的逻辑修辞符号学模式，在理论架构上一定程度弥补了前者的偏颇，但作为一种“逻辑学”，它几乎不涉及具体文化对象。如此一来，又使得符号学成为了一种“符号形式逻辑”，在偶发性和具体文化例证方面有所不足。
如何在理论逻辑普遍有效的基础上，充实以具体的文化对象，是当今符号学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西方学界勃兴的一般图像符号学，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不过，“一般图像”在“非语言”范畴中展开，又导致“语言”与“非语言图像符号”构成了两个巨大的不对称体系。不得不说，一般图像研究固然重要，但却并不能构成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范畴缺失的对称性补充——语言符号学中缺失的“图像理据性”与文字研究依然未能得到有效弥补。
由此，要找一种既具有系统的完整规约性，又保留高度理据性的文化符号样本，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华语言文字无疑具有典范性。不过，甲骨文作为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其图像理据性已经在句法化中高度系统化了。相对来说，巴蜀符号的单个符号特征，恰好使得它可能保留较为明晰的图像理据特征，对甲骨文是极佳的补充。
从理论建构到文化自信：符号学及其中国路径的面相
古希腊逻辑理性传统，在现代西方符号学模式中得到了良好的传承：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符号”或是皮尔斯的“逻辑修辞”，只是这种传承的不同分支。反观东方中国，无论是被视为第一套人类经验符号化表述的 “周易”，还是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几乎同时探讨名称与意义的中国“名学”，都未在今天符号学基本模式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本文主要讨论的中华文字符号，更是在西方语音中心主导的符号学体系中被严重边缘化了。
近代以来的中国，伴随着封建帝国的没落和百余年外辱入侵，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接受语音中心的偏见，将落后根源归咎于文化，甚至直接将矛头对准文字符号，开展尝试废除汉字的拉丁化运动。设想若去汉字化运动成功，其造成的断裂将超过任何文物器皿的损毁。损毁的器物固然可贵，但不过是过去文化生活方式的遗迹，而文字符号历时数千年，是连接整个华夏文明的鲜活文化。消除符号差异以拥抱全球化，绝非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必然选项。法国自1539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后，捍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的努力已坚持了400多年。中华文字系统是承载东方中国文化生活，且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显现。在信息全球化引发的信息平均化中，文化身份日渐销蚀，而文字语言符号却是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
综上，从包括巴蜀图语在内的中华文字立体谱系，来建构基于图像理据的文化符号学，不仅有助于立体化呈现华夏文字文明谱系，也将有助于总体上构建起不同于西方表音体系的中国符号学理论体系。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图语的符号谱系与人文传播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