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政治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影响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特别是在经济不平等、政治极化和文化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民粹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民粹主义以反精英、反建制的姿态凸显了西方民主的困境。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助理教授加博尔·沙伊林（Gábor Scheiring），请他就民粹主义核心特征、兴起的原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未来研究方向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

　　沙伊林认为，民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将人民定位为道德公正的群体，与那些被描绘成“与社会脱节”的精英阶层相对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并不统一，当地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民粹主义运动。例如，在匈牙利，民粹主义将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烈的非自由主义和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相比之下，波兰或奥地利等国则表现出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福利沙文民粹主义”。这种形式为有资格的本地人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社会政策，但是将移民和不具备资格的公民排除在外。与此同时，还有更为中间形式的民粹主义，比如技术官僚民粹主义。除此之外，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在拉丁美洲和南欧尤为强烈，这些地区往往更关注经济再分配议题，不会挑战民主制度。

　　民粹主义选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虽然一些核心支持者的动机可能与文化或种族主义问题相关，但更多的民粹主义运动将这些问题与关注经济问题的更广泛选民群体结合起来。

　　同样需要看到，民粹主义体现了民主制度运行中存在的潜在问题，特别是在解决社会凝聚力、包容性和经济不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沙伊林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正常，无法应对一些基本社会问题。因此，民粹主义也突出了西方民主制度需要改革的领域。民粹主义运动推动精英群体倾听边缘化人群的声音，并提供解决方案。但是，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的影响是不统一的，一些民粹主义运动可能导致严重的民主倒退，而另一些民粹主义运动可以推动政策变革。

　　话虽如此，激进形式的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这些运动的领导人往往致力于削弱制约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和独立机构。民粹主义还倾向于使社会两极分化，侵蚀人们对专家和既定政治程序的信任。虽然这部分领导人经常声称要将权力归还给人民，但他们可能会操纵选举制度和媒体来维持权力。在极端情况下，右翼民粹主义还会导致一些国家在维持民主表面的同时破坏民主的实质。

　　民粹主义兴起的多重原因

　　在沙伊林看来，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确实有多种途径，但也存在一些普遍的原因。经济焦虑，尤其是与去工业化、工资停滞、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社会地位丧失有关的焦虑，是推动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蔓延的关键因素。这些问题与全球化有关，如国际竞争或自动化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对文化议题的担忧，通常与移民或社会规范的转变有关，可能也增长了对民粹主义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主流政党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失败，为民粹主义替代方案创造了空间。商业精英的行为也至关重要，商业精英中的一些派别会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支持民粹主义领导人。这些因果关系经常相互交叉并彼此加强。例如，经济失序可能与文化焦虑同时发生，或者精英分裂可能与传统左翼政党的衰落同时发生。

　　经济政策、社会不平等或文化认同等都是促成民粹主义兴起的因素。首先，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导致许多传统工业区的工厂关闭，造成失业和经济不稳定；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政策往往会引发不稳定的就业条件；削减社会开支或调整福利制度，强调个人责任，削弱了社会安全网，将风险转移到个人身上，增加了某些人群的脆弱性。这些冲击会有很长的后遗症，几十年后可能会发展成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

　　其次，社会不平等通过多种渠道推动民粹主义兴起。例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了怨恨和不公平感。经济增长集中在城市中心，把农村和后工业化地区抛在后面。面对比父辈更糟糕的经济前景的年轻人可能会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经济变化也会导致某些群体，特别是在传统行业工作的群体感到地位下降。

　　最后，传统产业的衰落往往导致社区机构和社会网络的崩溃。随着社区失去经济活力，它们也失去了曾经提供韧性的社会联系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经济衰退导致公共空间和社区设施的恶化，进一步侵蚀社会凝聚力。迅速的社会变化，包括增加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可能造成一种文化错位感，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区域。随着社区的衰败，人们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感到失望，为民粹主义发展提供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由此，民粹主义领导人经常以民族认同来动员群众的支持，以应对这些威胁。

　　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民粹主义并非单一的政治力量，既有左翼表现形式也有右翼表现形式。沙伊林表示，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于强调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并经常包含本土主义元素，通常将民族主义言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然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也挑战新自由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可能关注经济不平等、工人权利以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它通常主张更多元的再分配政策、更强大的福利国家和更大范围的市场监管，并批评经济精英、公司和金融机构。右翼民粹主义者经常对移民采取强硬立场，将其视为文化和经济威胁。左翼民粹主义者通常支持移民的权利，同时也解决本土工人的经济问题。如上所述，右翼民粹主义更有可能侵蚀西方民主制度，左翼民粹主义也会挑战现有制度。

　　西方民粹主义领导人经常使用民族主义的修辞和符号来动员支持并使其政策合法化，并以更独特的方式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在欧洲，他们通常提倡一种文化保守的国家愿景。结合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经常将全球化视为对国家主权和身份认同的威胁，将自己定位为国家抵御外部力量和经济威胁的捍卫者，具体表现包括提倡保护主义措施和对国内企业的支持，总体倾向于保持在一个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内。

　　此外，反映在政治话语和媒体策略中，民粹主义领导人经常使用将人民与精英对立起来的语言。右翼民粹主义者强调国家主权和文化认同，民粹主义者一旦掌权，就可以操纵媒体。民粹主义者经常绕过传统媒体，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直接与支持者沟通，而且也习惯使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沙伊林看来，迄今为止，西方国家未能为当前面临的新自由主义危机设计出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因此，经济不安全感仍然普遍存在，并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成为民粹主义的主要驱动因素。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希望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短暂的非理性现象，是制度中的一个小故障。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运动将在经历经济失序、工资停滞和工作不稳定的地区持续存在并发展。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将放大技术变革带来的威胁，气候变化增加了一层全新的挑战。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明显，以及政府实施气候行动将负担转嫁给大众的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公众的不满。此外，跨境民粹主义运动之间的合作和联系也可能会得到加强。

　　在谈到当前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时，沙伊林表示，许多学者和评论观点低估了经济因素在推动民粹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民粹主义是一种文化反弹，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忽视了关键的经济和社会的动态发展。对于某些精英群体，特别是国内商业利益集团如何支持民粹主义政权并从中受益，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有时人们会过分强调民粹主义领导人，而忽略了对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动态的理解，尤其是对经济冲击的亲身经历的理解，这些很难通过简单的调查问题或失业率等传统衡量标准来捕捉。

　　沙伊林表示，在未来的研究中，学术界需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在西欧和北美以外的国家，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很少，研究人员需要解决这种知识生产中的地域差异。尽管新的民粹主义运动在非洲各地兴起，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如何与后殖民政治相互作用的关系却知之甚少。学术界还需要更多地超越经济与文化二分法，并研究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加强的，同时积极应对以气候变化等议题为重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出现。